第二编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第二节（3）(3)

2017-11-16 10:2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基于日本“民众倡导自治”的隐讳策略，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多。中国驻屯军及驻华特务机构，经过一番强同夺理的纠缠后，才与商震达成协议，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这伙叛逆一失去主子撑腰，立即如乌兽散，武宜亭于6月27日晚逃进天津日祖界，其余亦各寻出路。驻通县的保安第1总队第7中队于28日早6时开入城内，维持治安。这样，一场由日本扶植的“自治”闹剧匆匆收场。据日方宪兵队调查材料，有6名日本人参加了这次叛乱，整个事件受到了伪满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操纵。[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33页。]

　　(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泛指河北东部平津一线东北的大片地区，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及22个县城，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余万。日本的关东军虎踞于前，驻屯军狼顾在后，到塘沽协定签署，这里大部分被划入所谓非军事区，实际上已成为日军的囊中物。

　　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批准将冀东22县划为两个区，在唐山和通县分别设立滦榆、蓟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陶尚铭、殷汝耕分任公署专员。陶不讨好日本，为日方所排斥，不得不于1935年7月27日辞职，转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殷汝耕由日本推荐改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遗职由苏玉琦继任，冀东大权实际上全部握于殷一人之手。殷汝耕系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娶了日本妻子。其后虽然归国，实际却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日本学者评论他是：“自认为只有依赖日本才有安身之本，任何时候都是心甘情愿地投靠日本。”[《日本外交史》19，第238页。]

　　殷曾参与1932年《松沪停战协走》和1933年《塘沽协定》谈判，为日方尽了犬马之劳，深得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员的青睐。殷在任专员时竭力巴结日本，纵容日方走私，完全成了日方在冀东得力的看家犬。

　　8月4日，滦县车站保安队长刘佐周被人暗杀，日本一宪兵亦被流弹击伤。日方认为是离任的陶所策划，一方面向中国提出抗议，同时还以商谈为名，约见已去北平的陶尚铭，并将陶扣留两周之久。这就是“滦东车站事件”。

　　土肥原致力于华北“自治”，在拉拢宋哲元遭受挫折后，即着眼于冀东，企图利用殷汝耕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以实现其分离华北的政策。照土肥原的盘算，以此促动，“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决定让殷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

　　1935年11月23日，殷汝耕在天津与土肥原密谋后，当晚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决定宣布停战地区自治。24日，殷汝耕返回通县，当夜发表“自治宣言”，25日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如此尽心尽力，连上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殷汝耕宣布“自治”的消息，给了国民党政府以巨大冲击。为防止事态的扩展，国民党政府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通缉殷逆，撤销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但冀东地处“非武装区”，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没有能力惩罚他，蒋介石也说：“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82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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