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第一节（2）(2)

　　“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这正如当时世界舆论所评论的那样，这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6～77页。] 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谴责和愤怒。天羽英二在3天之后重新进行了辩解，几天以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释，说什么“日本没有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的意图。日本始终希望要保全中国，维护中国的统一和繁荣”。但同时又宣布“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对东亚有着“密切的关心”等。[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8～79页。]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2夭即4月18日，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该文说：“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裁判记录第1763—A号。]

　　1934年12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官员经过协商，制定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规定日本在华北的基本宗旨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其政治上应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伸张我方权益和形成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23页。]

　　同时，还制定了“关于伸张商权的方策”，强调其经济上的目的是：“在实业界及其他普通民间广寻对象，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提携，培养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而使日满华之间的经济特殊关系置于以政治等方面的理由无论怎样也难于动摇的地位”。[〔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24页。]

　　根据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记录，日本所希望的结果大约有四种：

　　(1)华北五省独立;

　　(2)华北五省自主;

　　(3)河北省中心自治地带;

　　(4)局外中立裁兵地区设立。[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新版，第62～63页。]

　　各种方案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自治”、“亲日”。

　　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中心议题是塘沽协定签定后的对伪满和对华北的方针，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申报月刊》第4卷第2号，第123页。]

　　(三)广田的伪善外交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

　　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日本兼用政治、军事手段，以武力威逼与外交诱惑相结合，企图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就范。在日本军部与关东军着手分离华北的同时，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议会上作外交演说，提出了对外关系中要推行所谓“不威胁、不侵略原则”。[《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82页。] 立刻得到蒋介石政府的响应。l月29日，蒋介石邀请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铃木美通到南京会谈。他对铃木说：“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愿中日两国以互相之精神努力进行”。中国的排日运动，“至当极力取缔，但完全消灭，尚须相当之时日”。[《外交周报》第3卷第6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