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藏族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2)

　　曾被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誉为“藏族革命的先驱者”的四川四土藏族天宝(桑吉悦希)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进入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抗日战争后期,天宝被派往内蒙古伊克昭盟从事地下工作,先后出任太盛喜商店经理、阿克托旗保安队四营教官,西北局三边伊克昭盟区委书记伊盟蒙汉支队三大队教导员等职,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曾任红四军甘孜骑兵连连长的扎西旺徐受党中央的委托,不畏艰险,深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发动蒙古族人民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由于扎西旺徐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抗战后期,扎西旺徐被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委员会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行政委员会处长。

　　抗战之初,依旧活动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华中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藏族青年杨东生(协饶顿珠)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学习,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一部分干部充实加强新四军及地方政权机构,杨东生随调来到华中新四军游击区,分配在彭雪枫六支队工作,担任青年干事兼二中队指导员,后囚抗日游击战争需要从事电台报务工作,曾任新四军四师二十六团电台台长,豫皖苏军区司令部二电台台长,在苏北、皖北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活跃在后方抗日民族运动中的四川藏族

　　居住在四川大后方的藏族人民,随时为出兵抗日作好准备。1939年5月,松潘关外24部落30万藏民请缨杀敌,其代表团发表的宣言,爱国热情跃然纸上:“我30万番民虽居边缘之地,知识比较落后,但爱国之心,不敢后人,在第一期抗战中,我们没有尽到国民应尽的责任。但在第二期抗战中,我们决不放弃这个伟大的使命。我们很知道在日本强盗的刺刀之下,决没有幸存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边地已经武装了10万强壮的青年番民,只要政府给我们一个杀敌的机会,就可以很快的动员我们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全国亲爱的同胞们,国家的独立、与夫民族的生存,全靠这最后5分钟的努力。起来吧!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南京的康藏人士为了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发表六项抗日决议,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四川藏族旅京人士格桑泽仁、格桑群觉(刘家驹)、诺那活佛、松朋活佛等积极参与救国会的工作,并在电文中慷慨陈词,呼吁救国。格桑泽仁在电文中说:“近闻政府、正式宣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拯被称为“巴安三杰”之一的格桑群觉1932年后出任班禅行辕秘书长,随九世班禅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向僧俗群众讲经传道,宏扬佛法,宣传抗日救国。在巡视期间,适逢日寇占领东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因此,格桑群觉为班禅草拟翻译了许多有关抗日救国的谈话、宣言、声明等。在他参与起草并翻译的一则通电里,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蒙藏喇嘛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广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籍佛力之加被,饵战祸于无形。”此电稿充分表达了格桑群觉等的抗日救国热忱。1938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专门委员的格桑泽仁派刘曼卿和贡噶活佛等人到西康募捐,用于购置慰劳品和锦旗,组织以他为团长、刘曼卿为副团长的“西康民众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以及“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去汉口等地慰劳前线抗日将士。表示愿“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国家。”代表团回到重庆后,格桑泽仁还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周恩来敬献锦旗和哈达,表达四川藏族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由衷敬意。与此同时,中共党员兰肇恒、力伯良、李名物三人组成了中共康定特别支部在康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甘孜藏区各族人民献身抗日救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