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30多所高校西迁重庆培养出了大批国家栋梁(2)

2017-11-14 17:0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摸金校尉手机版

　　“1941年，迁到重庆巴县兴隆场(现为沙坪坝区回龙坝镇)的朝阳大学，办学条件极其恶劣，学校以巴县申家祠堂和佛家寺庙为校舍，房屋破旧不堪，必修的课程都是将几个班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大房子里听讲。一处靠着戏台的小坝子便是运动场和大会场，师生的伙食每顿都是稗子、砂石和糙米煮成，被师生戏称为‘八宝饭’，而菜则是清水萝卜、白菜。”

　　当时正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台湾学者齐邦媛，也在她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中，生动地描绘了与臭虫“斗争”的生活片段：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掉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晚上，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的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

　　虽然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但师生们的授业求知之路并没有被阻挡。复旦老校友蔡可读在回忆文章《夏坝岁月》中这样描述：“太阳刚刚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着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学习了，有的则坐在沿江的茶馆内备课，或争辩着国内外大事。晚饭后，有的同学向图书馆方向奔跑占好座位。”

　　狂轰滥炸

　　学子边躲空袭边考试

　　除了“八宝饭”、臭虫，更要命的是日机的狂轰滥炸。

　　仅1938年至1942年，日机便出动1059架次，对位于沙坪坝的沙磁文化区进行了狂轰滥炸。

　　特别是在1940年5月29日，日军集中轰炸了重庆文教机构。向沙坪坝的重庆大学投弹70余枚;突袭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7名学生死亡，伤数人。

　　重庆各所学校被炸的当天，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联合致电美国，揭露日军轰炸中国大学、摧残中国教育文化的暴行，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实行禁运钢铁、石油等制裁手段。

　　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以天主教南京区主教于斌等人的名义致电欧美各国文化界，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暴行。事后，陈立夫致函于斌等人：“敌人摧毁我文化机关愈演愈烈，最近敌机轰炸国立西北区学院，该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及学生数人遇难，负伤员生甚多。又轰炸复旦大学，员生死伤甚惨……似此残暴行为，肆无忌惮，实与世界人类文化为敌，宜向国际宣传，一致声讨。”

　　连年飞临重庆上空投下巨量炸弹的日机，并没有能摧毁这座城市的教育事业。当时在重庆高校内的师生，充分利用雾都的特性继续授课求知。

　　许多学校常常在晨光未露时上课，在雾散时跑警报。学校考试时，常会出几套题目备用，以防空袭干扰——若考试期间，日机空袭，学生便躲进防空洞。空袭之后，学生走进考场，学校便另发试卷，继续考试。

　　在随时都有性命之忧的绝境下，西迁各高校仍然非常注重学科建设和教学质量，师生们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发奋努力读书，潜心研究学问。

　　名家齐聚

　　点燃一处处知识火种

　　抗战时期的重庆名校汇聚，大批从全国各地迁来重庆的文化、教育名家，也获邀走进各大学，为学生们点燃知识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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