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 重庆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

　　烽火狼烟，热血遍洒。轰炸之下，意志更坚。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全国大批文化名家云集在此。他们以笔、以歌、以舞、以剧等多种形式，讴歌爱国情怀，痛斥日本侵略者，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中华民族的战斗与不屈。

　　正因为如此，重庆得以从西部一隅变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抗战文化也成为重庆文化的标杆，对今日重庆影响至深至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凭借高昂的热情和大无畏的勇气，投入到抗战洪流中，使抗战文化成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

　　今日起，我们将每周推出一期“抗战往事·重庆文化”报道，追寻抗战时期各种艺术门类在重庆发展壮大的轨迹，彰显文化大家们为爱国救亡而发出的最强音。

　　重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艺史上，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地标。

　　因为抗战，重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毁灭和苦难;也因为抗战，重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机遇——

　　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有70多家报纸，900多种刊物。抗战八年物资紧缺，在渝出版社却出版了300多部小说、近百部文艺书籍。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和推动的“雾季公演”共创作演出了242台进步话剧。在战火中，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士不仅没有屈服，反而以更加洪亮的声音呼唤着和平，呼唤着救亡，并始终坚信胜利必将来临。

　　赶赴重庆，不仅是为了安全，更是为了气节

　　“敌人要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的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成文化中心……集全国优秀作家的力量，我们相信是能够将闭关锁国的西蜀——以至整个西南的文艺状态，推动到蓬勃发展的道路上去的。”

　　1938年，写罢这段高昂的宣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诗人冯乃超搁笔起身，从即将沦陷的武汉赶赴重庆。当时的重庆，无论文学、戏剧还是电影，影响力都十分微弱，而冯乃超却怀着十足的信心，看到了这片文化贫瘠的土地上的生机。

　　这种信心的产生不是没有来源的——老舍、郭沫若从湖北出发，巴金、冰心从云南出发，曹禺、艾青从湖南出发……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重庆!

　　据统计，抗战期间，来渝的文化大家、名家多达数百人。他们为一度闭塞的重庆城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也把中国现代史上水平最高的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音乐带到了山城的大街小巷。

　　对于他们而言，来渝固然是为了躲避战火。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远离日军的占领，保住自己的气节。老舍就曾直白地说：“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

　　疾病、轰炸、贫困，却让他们喊出了时代最强音

　　清晨，阳光射进北碚蔡锷路24号(今北碚天生新村63号，即四世同堂纪念馆)的小院卧室，寓居于此的老舍便忍着头昏起身，在窄小的木头写字台上铺开稿纸，提笔写作。

　　这是老舍在抗战期间的重庆生活常态——只要还能起床，就要创作!

　　1940年，由于生活清贫，老舍患上了贫血症。只要稍一劳累，眼前就天旋地转。除此之外，他还得了当时的“流行病”盲肠炎。

　　受疾病与空袭煎熬的绝不只是老舍一人，来渝的文艺家们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记载——

　　艾青在《抬》中这样描述被日军空袭炸死的妇女：“她的脑盖已被弹片打开”;冰心在《小桔灯》中写歌乐山上的小女孩“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重庆的民众与文艺家们一样，饱受战乱之苦。

　　所见所闻，化为创作的激情，让文艺家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