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30多所高校西迁重庆 培养出了大批国家栋梁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重庆高校内名家会聚：马寅初演讲“马尔萨斯人口论”，梁漱溟讲“乡村建设运动”、汤茂如讲教育学、陈白尘教戏剧、商承祚讲甲骨文……

　　在昏黄的“沙坪学灯”下，走出一大批栋梁之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

　　“抗战时，西迁重庆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可以说那是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昨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荣祥介绍，据统计，抗战时期，全国共有30余所高校西迁重庆，占内迁西南高校总数的65%，使得抗战后期重庆高校数量达38所，居全国之冠。

　　烽火连天

　　30余所高校踏上西迁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作为战时的首都，重庆成为了高校内迁的首选目的地，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有30余所高校从全国各地迁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自南京西迁重庆之路，就是当时高校西迁的一个缩影。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给国立中央大学“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

　　由于有先期打造的数百只木箱，学校图书仪器的打包没遇到多少问题，但运送到下关码头后，货运船只却成了难题。进退两难之时，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给予了大力支持。

　　当时，民生公司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抵达南京后正好要返回四川，卢作孚决定将这一批客运船只免费提供给中央大学师生使用。

　　然而，在装船时又遇上难题。客轮的舱位太小，航空工程系的3架拆卸式飞机、医学院泡制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实验良种动物进不去，装载人员急出一头汗。卢作孚很爽气：“舱位可以打通使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西迁路途遥远，又是兵荒马乱之时，农学院牧场里大批良种牲畜该如何处置?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离开南京前，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说：“若敌军逼近南京，这些牲畜不能迁移就算了，学校绝不责怪你们。”

　　12月初，敌军逼近南京。牧场技师王酋亭对职工们说：“虽然罗校长不责怪我们，但我们能丢下这批来自欧美澳洲的珍禽良种吗?”在他的组织下，工人们齐心协力，用学校发放的安置费，雇来船只，将这些牲畜运过长江，然后徒步从江浦过安徽，再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后，水运至重庆。

　　沿途交通阻塞，雇不到运输工具时，他们便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徒步前行，有时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入冬后，大雪纷飞，人畜都已疲惫不堪，才在河南商城休整过冬。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学校也及时汇来费用，他们又重新上路。

　　1938年11月下旬，这支特殊的“队伍”终于到达沙坪坝。罗家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对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食不果腹

　　阻挡不了授业求知

　　内迁的学校，环境与办学条件恶劣而艰苦，师生常以糙米稀饭果腹，有时只能以野菜、山芋充饥，致使疟疾、痢疾、肺结核、夜盲、疥疮等百病丛生，死伤者不乏其人。

　　在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学者韩子渝编写的《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中，曾对学生艰苦的生活有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