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黑龙江文学(2)

　　但是，好景不长，这股创作潮流不久就遇到了挫折。1935年前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军事镇压力度的加大和黑龙江军民军事反抗斗争的受挫，日伪政府觉得可以腾出手来整治思想文化领域了，于是，他们便把注意力转向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上。他们逮捕和杀害进步作家，派遣特务监视作家们的行踪;同时还发布行政命令，取缔大部分报刊，少量的被保留下来的报刊也都纳入了他们的监控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不仅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园地，而且个人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迫使一些作家不得不亡命出逃。舒群、三郎、悄吟、罗烽、白朗、李文光、达秋、金人、姜椿芳等人先后逃到关内，来到上海，其中的某些人在新的环境里和新的创作活动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轰动一时的“东北作家群”，这也可以说是黑龙江文学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史做出的重要贡献。某些没有逃离的作家如金剑啸、侯小古等人则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下。虽然此时文学环境变得异常严酷，但留下来的和新近成长起来的作家仍然在继续战斗着。特别是1937年秋冬之季，在共产党人关毓华和随后到来的佟醒愚的组织下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更是抗战时期黑龙江作家一次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壮举，也是此时黑龙江文坛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一些此前出现和新近成长起来的作家如陈缇、关沫南、艾循、沙郁、小辛、王光逖等人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意志。面对严酷的文学环境和斗争形势，他们不断变换斗争策略，巧妙地与日伪统治者周旋。他们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先后在《大北新报》上开办了《荒火》、《大北文学》和《大北风》等文学副刊，以此为阵地发表作品。因此，沦陷中期的黑龙江抗战文学也如石缝中的野草一样，虽遭重压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艰难地生长着。

　　此时这些作家的创作体裁多样，题材广泛，但总的思想趋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继承了沦陷初期进步文学的传统，把文学当作反抗现实的利器，追求文学的社会性和战斗性。所不同的是，他们无法像沦陷初期的作家那样用比较明朗的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只能用隐晦的笔调和曲折的构思，乃至象征和暗示等手法来表达感情。他们或写平素见闻，或写旧时记忆，或写异域生活，在身世嗟叹和怀旧忆往中抒发感伤苦闷之情，间接地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和亡国的悲痛，出现了一些思想与艺术都值得称道的作品。关沫南的两部长篇《沙地之秋》与《落雾时节》(都没有最后写完)，是此时黑龙江文学的重要收获，前者通过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日文化活动，表现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后者通过展现大家族的青年走向革命道路的人生选择，昭示出远未沉寂的地火仍在运行。作为此时黑龙江文坛上的重要作家的陈缇，则擅长描写知识青年的苦闷情绪，以此折射社会对人的压迫(如《冬子姑娘》和《一个憧憬着梦的女人》等)，但有时他则锋芒外露，写出了直斥日伪政府统治政策的作品(如《生之风景线》等)。支援的《白藤花》更是此时黑龙江文坛出现的难得的成熟优美之作，它通过叙述白俄贵族少女的苦闷情绪，抒发了一种亡国的哀思。此外，艾循、王和、牢罕、王光逖、朱繁、问流等人的散文、诗歌和杂文，都各有千秋，闪现着战斗的思想火花。

　　但是，到了1941年上半年，日伪政府颁布了《艺文指导要纲》，进一步强化思想文化统治，黑龙江文坛上出现的这种良好的创作势头遭遇了重创。特别是日本特务机关在1941年底制造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更给黑龙江文学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起事件中，这批活跃的作家中的王光逖、关沫南、陈缇、艾循、问流等人都身陷囹圄(艾循、问流死于狱中)。黑龙江文学由此走向沉寂，一片肃杀之气笼罩文坛，直到“8·15”光复后才重新焕发了生机。虽然抗战后期黑龙江文学遇到了挫折，但从总体上说，它为民族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称其为英雄文学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