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烈士季翼农(4)

　　在争取陈凤威部的同时，翼农和四哥楚书受上级指派，一同到尤国桢部工作，分别担任尤国桢的副官和秘书，朱泉宝为秘密交通员。尤国桢生于1907年，无锡县东北塘人，曾在茂新面粉厂做工，无锡沦陷后，在家乡与同乡朱若愚先后组织游击队抗击日军。1938年4月，尤国桢的游击队在“入编不受调”的前提下，被“忠救军”十支队编入三大队九中队。尤先任中队长，后任三大队队副兼除奸团团长，九中队长则由朱若愚担任。此后，在尤国桢的指挥下，该部于同年9月在石塘湾伏击日军列车，毙敌20余名;10月在北栅口怒杀伪政府特务大队长李忠林的卫士陈鸿寿，并在回撤时将一日军军官斩首于锡澄公路。从此，尤国桢的威名传遍无锡城乡，日伪军胆战心惊，同胞拍手称快。因此，王承业非常想将这支抗日队伍争取过来，派遣季楚书、翼农兄弟俩到尤国桢部工作，正是基于这个考虑。

　　为配合无锡县委团结争取尤国桢，1938年11月，“武抗会”派出地下党员陈达前来尤部正式商谈收编事宜。一天，在陆富全、翼农的陪同下，尤国桢与陈达派来的代表在东北塘春镜楼接上关系，此后又直接与陈达商讨收编事宜。经过商谈，尤国桢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愿意接受“武抗会”的领导。为表明自己的诚意，尤国桢拿出1200块大洋，作为抗日经费交给陈达。接受“武抗会”领导后的尤国桢部，士气高涨、精神振奋，抗日意志更加坚定。1939年1月28日，通过侦查和翼农等提供的城内日伪军情报，尤国桢掌握了伪无锡县政务警长吴正荣(绰号“沙壳子”)的活动规律，于当天傍晚派夏国良在观前街(今人民路中段)胥隆羊肉店门前将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当场击毙。此事震惊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联络、争取游击队的任务，翼农除了忠实贯彻无锡县委的收编政策之外，还利用自己的良好人缘，巧妙与几支游击队的负责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抗联会”主席陈枕白后来说过这样一句话：“季翼农在与各游击队做统战、联络、收编工作中，与尤国桢、朱若愚的关系最密切。”

　　在参与收编工作的过程中，翼农还积极动员爱国青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想方设法为抗日部队筹集资金。当时，由于缺乏经费，他在开展联络工作时很注意节约，有时还自掏腰包，资助联络工作。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日决心，他还不惜当众烧毁地契，彻底减除农民的负担，说他是毁家为抗日也不为过。

　　1939年5月1日，叶飞率新四军第3支队第6团从茅山出发，在武进整编地方抗日武装后，改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东进抗日。8日，“江抗”经锡北到达无锡梅村，在梅村小学操场受到“抗联会”组织的3000多人的热烈欢迎。“江抗”的到来，不仅无锡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而且愿意接受改编的各路游击武装负责人也甚为兴奋，并期望尽快见到“江抗”首长。5月底的一天，按照县委书记王承业的安排，由陆富全引路，季楚书、朱若愚、季翼农、张鹤亭等，陪同尤国桢在梅村西仓附近会见了“江抗”总指挥梅光迪，副总指挥叶飞、何克希等领导。尤国桢当时向“江抗”首长表示要坚决抗日，希望“江抗”帮助自己整顿“忠救军”部队，因为“忠救都是小兄弟，自己不好说话。”，并当场决定三大队的二、五、九中队参加“江抗”。尤国桢和翼农回到锡北后，分别对这三个中队传达了与“江抗”指挥官会面的情况，中队长以下的人听后都很高兴，大家都觉得像获得了新生一样。不久，“江抗”在无锡县委的配合下，对几路游击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收编，其中朱若愚部在挣脱“忠救军”的控制后，失散官兵分头抵达梅村汇合，定名“江抗”特务大队，尤国桢任大队长。为表示诚意，尤国桢向叶飞上交1200块大洋作为抗日经费，并提供了600发驳壳枪子弹。当叶飞知道尤国桢进城杀敌除奸缺少6寸手枪子弹后，马上从警卫员身上取下从福建苏区打游击时一直保留着的22发子弹，送给尤国桢，鼓励他多杀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