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烈士季翼农(2)

　　进入上海无线电学校后，受哥哥楚书影响，翼农对革命活动逐步有所了解与认识。而1932年，哥哥楚书被捕，姐姐瑶琴来沪营救，又与朱理治结合，翼农与3个投身革命事业的亲人同处一城，在感受亲人亲情温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直接受到革命言行的影响，不仅革命的思想觉悟大为提高，而且开始积极参加一些进步社会活动。参与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的进步活动，是季翼农投身革命迈出的重要一步。社研成立于1930年冬，是一个接受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成员主要是上海高校的一些进步学生，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一度发展到1200多人，与当时上海共青团员的人数差不多。当时，社研的任务是以“读书会”的形式组织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包括马列主义理论、中国社会发展史等。在这里，翼农努力学习社科知识，认真聆听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社联”)学者的讲课，逐步坚定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与信念。在加强学习的同时，他还以高昂的热情，积极投身上海的学生爱国活动。

　　根据社研的安排，翼农协助开展地下工作。30年代初的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地下工作险象环生，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患。因此，出于安全考虑，社研有时会安排眼生的季翼农协助朱理治、季瑶琴从事一些信息传递、人员接送、活动掩护等工作。每次承担这样的工作，翼农都凭借自己的机智灵活出色地完成任务。此外，他还时常协助季焕麟和80年代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开展地下工作，参与化解叛徒造成的危急情势。季焕麟和陈国栋都在上海从事无线电工作，1932年春一起入党。翼农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因常参加社研的活动，与焕麟又是叔侄关系，故与陈国栋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5年，翼农因为经受住了残酷斗争的考验，在上海无线电学校加入共青团。

　　在这期间，翼农还一手促成了一桩革命姻缘。1933年，经翼农牵线搭桥，陈国栋与季瑶琴的常州师范同班同学沈一尘喜结连理。现存的陈国栋、沈一尘结婚证书清楚地记载着“今承季翼农、张光杰先生介绍，于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在无锡新聚丰园举行婚礼”，介绍人一列，除了名字，还签有翼农的印章。这一年翼农才18岁，但这一成人之美的善举，充分显示了乐于助人的品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3 救亡图存保家国

　　1935年秋，翼农从上海无线电学校辍学，回到家乡无锡县开展革命活动。次年初，如愿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其组织关系转到锡北张村地下交通站徐泉林处。为迅速开展工作，翼农设法和老党员张村的徐泉林、长安的宋文光、八士的孙耀裕取得了联系。虽然那时无锡县的共产党组织还未重建，但考虑到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们时常自觉地在一起商议如何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为便于掩护，翼农受聘任职长安桥小学，以教师的身份向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

　　1937年11月25日，无锡城被日本侵华军占领。沦陷初期，无锡乡间民众为求自保，自发成立了防夜队、联防队、游击队等武装组织。至1938年上半年，四乡涌现出来的大小游击队多达39支，人数超过2500人。这些游击队大体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由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收集散兵拼凑起来的，如锡东鸿声的邓本殷部;第二种是由地主乡绅出面组织的，如梅村的强学增部;第三种是帮会头子和地痞流氓拉起来的，甘露的杨忠部、张泾的周振刚部、安镇的朱冰蝶部都属这一类;第四种是由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组织的，主要有查桥的陈凤威部、寨门的严公伟部、东北塘的朱若愚部。各类游击队首领的政治倾向和动机是不同的，有的是打着抗日旗号，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有的仅仅是为了防匪保家;有的是为捞取政治资本、为以后寻找出路打基础;有的则是受共产党的影响，真心实意救国救民。这些形色各异的游击队，由于是自发产生，又各自为政，因而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当时，除了共产党想团结、整合这些游击队，将其改编为真正的抗日武装之外，日军、国民党也企图拉拢和控制这些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