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的“国际纵队”(2)

　　苏联直接支援中国抗战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当时，苏联派出飞行大队于11月下旬飞抵南京。据时任空军南京总站长的丁普明在《抗战初期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华记略》中记载，第一批飞抵南京的有C-B型轻轰炸机和E-15、E-16型驱逐机，此外还有空军志愿人员与地勤人员等。他们在南京光华门外飞机场起降，与日军在空中展开拼命厮杀。日本出版的《大阪朝日新闻》于1937年11月24日刊登了一则《苏联飞机终于登场，南京全力进行防空》的报道，指出“这次敌机跟以往敌机不同，不仅速度快，而且飞行技术非常巧妙”。

　　武汉会战后，日本凭借空中绝对优势，对重庆、成都、桂林等大后方城市采取焦土政策，实施狂轰滥炸，造成中国军民极大伤亡。尽管中国空军奋力迎击，但终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损失惨重。临危之际，苏联政府再次派遣空军志愿人员驰援中国。一支别具传奇色彩的雄鹰飞行队，展翅翱翔在大后方的晴空之中。他们比美国陈纳德所率领的飞虎队更早出现在重庆上空，协同中国空军与日机展开激烈空战，被中国军民亲切地冠以“斯大林之鹰”之名。

　　这批空军志愿人员主要由库里申科与考兹洛夫率领，驾驶的是空战性能更优的“达沙

　　式”轰炸机。库里申科抵达重庆以后，不知疲倦地向中国飞行员讲解飞机特性，并将最先进的操作技术与战术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飞行员;他身先士卒，曾多次过宜昌、穿沙市，飞抵日寇占领的武汉，精准轰炸日军军事设施，并人机安全返回。

　　1939年10月3日，库里申科接受上级一项任务，要求率领飞行大队轰炸日军武汉军事基地。突袭任务圆满完成，共炸毁日机60余架。10月14日，晨曦渐起，库里申科再次率领飞行大队奇袭汉口机场，日军4名校官和一名尉官当场炸死，曾指挥轰炸重庆的日本第一联合航空大队司令冢原二四三少将的左臂被炸掉，共炸毁日机103架，击落驱逐机6架。

　　正当胜利曙光来临之际，库里申科所驾驶的左翼发动机被敌人击坏，只得被迫返航。库里申科用单个发动机冲出重围，沿着长江一路向西飞行。当飞抵万县陈家坝境内时，机身失去平衡，已无法再飞了。为了保持飞机的完整和万县居民的安全，他驾驶飞机平稳降落至流经万县的长江之中。飞机尚未沉没时，他叮嘱同机的轰炸员和机枪手脱掉飞行服游向江边，并命令他们记住岸边特征标记，以便将来打捞。库里申科本人则因疲劳过度，被浪头顷刻间卷入江底。得知援华空军英雄在万县坠落，万县千余名百姓自发沿着长江边进行打捞营救。飞机上的战友已游至岸边脱离险境，库里申科却永远长眠于滚滚江水之中，年仅36岁。11月3日，人们在长江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库里申科所驾驶的飞机也被完整打捞上来。11月9日，万县数千民众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葬礼，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城郊太白岩山脚下。

　　英名不昧 浩气长存

　　相较于美国飞虎队的赫赫威名，苏联援华航空志愿兵的故事始终鲜为人知。抗战初期，基于种种原因，苏联不愿公开介入中国抗战。缘于这一背景，“苏联援华航空兵”的存在就属于高度机密，该项任务在苏联内部被称为“Z作战”。基于保密的需要，航空队员均使用化名，苏联国内严禁报道此事。来华的航空队员也处事低调，甚至对家人也缄默其口。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只是淡淡地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库里申科牺牲时，他的妻子在国内只是接到苏联政府的一纸阵亡通知单，被告知丈夫在一次演练过程中不幸遇难，至于丈夫牺牲的具体细节与葬身地点则全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