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与广西抗战文化之比较(3)

　　其次，两地抗战文化涵盖的内容和范围不同。由于两地在抗战中一个处于抗战前线，一个处于西南大后方，在抗战文化的内容和涵盖范围上就有所不同。在山西，尤其在抗战初期，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不允许作家们作冷静的思考和过多的艺术锤炼，许多作品都是应宣传鼓动之需的急就章，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带有明显战时文艺的特点。它们能够迅速反映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每一个事件，相当有效地把民族革命的精神和思想传播到广大读者的心中。抗战中期以后，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根据地抗战文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代表即为赵树理的小说，以其新颖独特的大众化风格反映了太行根据地人民全新的生活，成为实践贯彻毛泽东文化方向的一面旗帜。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则有马烽、西戒、孙谦、胡正、束为等一批文学新人的崛起。马峰、西戒的《吕梁英雄传》成为山西抗战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之一。与此同时，以秧歌剧为标志的群众性文艺活动也空前活跃，各根据地先后创作出一批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歌颂抗日英雄人物的独幕剧和多幕剧，涌现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观的新型秧歌剧和新歌剧，农民业余剧团遍及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工农兵成了文艺的真正主人。由此可见，山西的抗战文化多侧重于文化启蒙读物和文学艺术作品，其抗战文化成就也多表现于此。

　　在广西，由于远离火热的战争生活，相对安静的工作环境及进步文化人士结构的不同，抗战文化成就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当时云集桂林的进步文化界人士既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又有大批作家和艺术家，还有一批专家和教授，正如当年报纸所说，“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时期都占全国第一位”。桂林文化城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呈现了空前的繁荣，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唤醒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科学方面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科学团体和刊物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广西建设研究会和《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建设研究》、《文化杂志》、《国民公论》(桂林版)、《半月文萃》、《广西教育研究》、《青年生活》、《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广西妇女》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文艺理论、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和著作也很活跃。如在桂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专著有《中国近代史百年教程》(文供版)、《中国近百年史十讲》、《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这些著作代表了进步的、革命的新兴的社会科学，对培育青年一代走向进步、向上的革命道路，对唤醒人民共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两地抗战文化共性比较

　　首先，两地都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除统一战线性质的民族革命大学外，同时来到山西的文化宣传团体还有上海救亡演剧一队、抗敌演剧第三队、李公朴率领的抗战建国教导团，陈波儿率领的全国妇女儿童考察团等。中国共产党方面，有延安派出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阎锡山驻防的晋西南也办起了《西线文艺》，发表宣传团结抗战的报告文学、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在报刊方面，有中共北方局机关报华北《新华月报》以及《晋察冀日报》、《战士报》、《战地通讯》、《前线》、《五日时事报》、《中国人报》、《牺牲救国》等。在阎锡山方面，则有《阵中日报》，这是抗战时期第二战区的军报，也是阎锡山统治区的唯一报纸，以报道第二战区的军事新闻为主;《自由中国》(月刊)，这个刊物依托山西驻汉口办事处、民革通讯社汉口分社，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冯玉祥为该杂志的亲笔题词，郭沫若、成仿吾、田汉、陈伯达、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为主要撰稿者。该杂志的发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民族革命通讯社则为山西战地新闻通讯机构，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领导，1938年下半年成立了香港、重庆、成都和本战区的绥蒙、雁北、五台、岢岚、上党、汾西、平陆、河口等10个分社。在抗战文协团体方面，1939年初，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先后在武乡成立。此后，晋察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文协组织也相继成立，在阎锡山驻防的晋西南也成立了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统一领导那里的抗战文化。在广西桂林，1937年10月成立了广西建设研究会，它旨在延揽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研究会的实际主持者是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研究会出版的综合性刊物《建设研究》，包罗了方方面面的观点，为此后广西抗日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9年10月，以研究会为依托，由胡愈之发起成立了文化供应社，他聘请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入社工作，在短短的几年内，文化供应社出版了近千种图书。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