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和山西的关系(3)

　　一、阎锡山从“自存”出发，提出了抗日要求，为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 阎锡山是一位比较有头脑的近代军阀，他在派系争斗中，不断总结经验，创立了一套哲学理论———存在哲学，主张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既不能“过之”，又不能“不及”，“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又准备剿共”，其中心则是“存在”。为了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权益，他对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都是若即若离。 华北事变前，阎锡山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1935年下半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这同时也威胁到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虽然和日本有勾结，但当日本人野心勃勃得陇望蜀的时候，“如果投降日本，不仅保不住他在山西的政治统治和经济上的全部利益，反而会戴上汉奸的帽子，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走这条路风险太大”。1936年8月，日军进攻绥远，开始把侵略的魔爪伸到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内。1936年9月，阎锡山为了抵制日军对其利益的侵犯，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此后，他提出“由抗战到复兴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一切压迫，完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其任务有二：一是抵抗目前敌人武力的压迫，以求国家之存在;二是走上复兴国家之途径，以图民族之复兴。”可见，当时阎锡山已经把日本当作当时最主要的敌人来认识。 一向以“一切为了存在”、“在存在中求生存”为最高哲学的阎锡山，认定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联共抗日”，这“可以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发动和组织群众来抵抗日本人侵犯，保存和发展他自己的实力，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便不再对他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号召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 不仅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地方实力派的切身利益。阎锡山在主要的斗争目标上逐渐地与共产党趋向一致。阎锡山和共产党有了共同的政治语言，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阎锡山利用民众守土抗战思想的形成，促使阎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时期内，“在民族危机加重，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阎锡山顽固地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对立面，坚持执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但是，红军东征，“大大促进了山西人民，特别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觉醒，推动他们跨跃到抗日救亡的强大洪流中来”。阎锡山日益清醒地感到“群众如虎，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已直接威胁到他在山西和绥远的利益，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守土抗战”。“守土抗战”是阎锡山从地方军阀的一己私利出发而提出的政策。守土，对于阎锡山而言，则仅指守卫山西及他所辖的山西周边地区，而不是守全中国的国土。当然，山西、绥远也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保卫这块土地而战，也是正义之战，是符合民族利益的，因而同样具有进步意义。

　　“九?一八”事变以后，山西民众要求组织起来团结御侮的呼声越来越高，阎锡山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出发，利用群众团体为自己摇旗呐喊。1936年，阎锡山还同意建立牺盟会，它的口号是“守土抗战”、“牺牲救国”。薄一波也被阎锡山邀请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阎锡山把他作为社会活动家，支持他的群众工作。薄一波因此而得以成功地接手和改造牺盟会，并“创造性地把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运用于山西”，“通过这个组织，以山西特有的方式，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大力发动群众，组建新军，掌握政权，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各项工作”。“此后，牺盟会便发展成为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阎锡山这种联共抗日思想虽然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对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