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中皖系军阀失败的原因：直系军阀仅用5天击败皖系

 

　　直皖战争中，直系军阀仅仅用了5天就击败了皖系军阀，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很是不解：皖系军阀究竟为什么会失败的如此迅速？通过具体的分析，我们发现，除了战前的布局之外，皖系军阀还存在战略模糊、行动轻率以及将帅无能等问题，就是这诸般问题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一、皖系战前布局造势缺乏眼光、缺乏魄力、缺乏力度
　　1、阻止吴佩孚北归
　　吴佩孚北归，来者不善;它必然会打破皖系在北方的军事优势，影响自己对北洋中央的控制。因此，段祺瑞决定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吴佩孚北上。他先授意北京政府有关方面对吴佩孚的北返要求，采取拖延手段，接着又布置吴光新等在吴佩孚北返途中进行劫杀。但均未成功。
　　2、河南易督
　　于是他瞄准了河南。河南居南北要冲，京汉线纵贯其间，为吴佩孚所部北返的必经之地。皖系一旦占据河南，不仅可以阻止吴佩孚班师北归，而且又可与安徽皖系势力相呼应，打破直隶曹锟与长江三督之间的联络。因此，段祺瑞以强硬态度，要求国务总理靳云鹏，将动摇于直皖两系之间的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予以撤换，改派段祺瑞内亲吴光新继任督军，安福系王印川继任省长。
　　显然控制河南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仓促提出易督，则是非常失算的。段祺瑞低估了易督的阻力，更没有看到易督不成的严重后果。北京政府刚一提出易督，即遭到直系各省督军的强烈反对。吴佩孚当即致电大总统徐世昌，坚决反对.曹锟也致电国务总理靳云鹏表示反对。此外，奉张也致函徐世昌。由于各方势力的一致反对，段祺瑞被迫作出让步，勉强同意将河南易督一事推迟办理。易督的失败，给皖系带来严重后果。赵倜由此投向直系，从而形成了八省反皖同盟。段祺瑞易督之举实属操之过急。
　　3、破坏八省反皖同盟，组织十一省同盟
　　事后，段祺瑞亦感不妙，于是他采取补救措施，指挥安福系密谋破坏八省反皖同盟。他们派遭3000余精明强干之人分赴各省区，从事离间破坏工作。由于各省都有防备，此举非但于事无补，反而致使各省更为团结。一计不成再施二计，为了一致对付八省反皖，段祺瑞也招集皖派势力，炮制了十一省同盟。但不过徒有其名而已，根本无法与八省同盟相抗衡。这样在布局造势上，段祺瑞先失一招。
　　4、不舍得以利益换取奉张的支持
　　奉张集团是八省同盟中与皖矛盾最小的一方。他们占据关外，自成系统，此次与直系结为同盟，只不过为了遏制徐树铮的势力膨胀，避免东三省势力遭到威胁，并企图能够乘机在中原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奉张反皖仍在观望阶段。为了能在直皖争斗中获得更大利益，张作霖一再标榜中立，并以调停人的姿态，奔走于直皖之间。尽管他有藉调停之名，胁制段派，与曹锟暗通声气之事，但实际上是想乘机从皖系方面捞取更大的好处。出为调人以取重于两方，使直皖两系皆为我所操纵。对此，徐树铮十分清楚。因此，当张作霖来京调停之际，他一方面劝段祺瑞避其锋芒，另一方面则使尽平生所能讨好张作霖，并托人献媚说:向承大帅栽培(指前年副司令事)，以有今日，某人不敢忘。大帅既栽培于前，自能成全于后。某人一心归命，惟大帅所处分，所驱策，不敢或违。个人如此，而于团体亦谓安福部本系大帅发起，至今未敢叛，大帅亦未显然弃安福部，此后仍当一听大帅指挥，决无异志。但徐树铮低估了张作霖的胃口。张作霖焉能满足于几句表面之词，见皖系并没有开出让他满意的价码，一气之下借口直皖双方矛盾已深，无法调停，离开北京。但离京前，他仍面告段芝贵，取中立态度;在天津会晤曹锟，亦无确实表示。回到奉天后，他仅命令第27、第28师，集结东站待命，实际上仍在等待皖系让步。但皖系终究不肯与奉张分享既得之利。无奈之下张作霖借口皖系派人潜赴东北从事反奉活动，而全面出兵助直。显然，在直皖箭拔弩张的严峻形势下，死抓眼前之利不放，不舍得以利益换取奉张的支持，或暂时的中立，以便集中力量对付直系，那么只能面临失败。皖系的失误还远不止这些。
　　5、督促张敬尧设法诱使南军攻击
　　湖南张敬尧是皖系一支重要的力量，吴佩孚撤离湖南时，有意创造机会暗示南方势力可对湖南采取军事行动，曹锟则向北洋政府一再陈述，张敬尧所部之力，接收我军防地，足敷分布强调湘督位居封疆，有守土之责。这实际是迫使张敬尧倾全力对抗南方的进攻，进而牵制或消耗张敬尧的力量。对此，段祺瑞不加提防，相反督促张敬尧设法诱使南军攻击，企图挑起战争，进而实施武力统一政策。但战争爆发后，段祺瑞因忙于对付直系，根本无力南顾，致使张敬尧在南方势力的猛烈攻击下，频频失利，最后在直皖开战前被消灭。
　　6、战前的政治宣传上，皖系也缺乏力度
　　皖系占据中央，对外勾结日本，出卖主权，政治上远不如直系有利。以如此臭名，进行征战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是战前造势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但皖系自恃武力，不但对直系掀起的反皖浪潮无法平息，甚至连一个统一皖系军队的明确目标都没有提出。皖军对士兵强调:仗是一定要打的!练军原来就是为打仗，现在就要准备好。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这次战争，名义上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不打过去，人家就打过来，对军官则强调:这回的打仗，是我们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同那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争。可想而知，如此动员焉能稳定军心，鼓起士气，扭转被动?
　　可见，皖系战前布局造势是缺乏眼光、缺乏魄力、缺乏力度的。这已初步注定了失败的下场。
　　二、战略的模糊，行动的轻率是皖系失败在军事上的又一重要原因。
　　1、段祺瑞决定使用武力，但其目的仍以教训为主。
　　相比较而言，直系此时已把皖系作为头号对手，不摧垮皖系，则誓不罢休。
　　对直系，皖系并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打算，因为在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计划中，他们是一支不可缺少的依靠力量。皖系为首的北洋政府真正的对手则是南方割据力量。因此，制服直系，并使之驯服地为己所用，则是段祺瑞寻求的根本目标，也是制定对直方略的基本出发点。这样，面对直系后辈们的步步紧逼，为避免中央威信扫地，段祺瑞决定使用武力，但其目的仍以教训为主。只要直系曹吴知难而退，服从中央，就可重归于好。
　　相比较而言，直系此时已把皖系作为头号对手，不摧垮皖系，则誓不罢休。曹锟曾表示要我罢兵，除非将段、徐两个脑袋，号令都城，则我与佩孚自缚至京，赴阙请罪，我若败绩，我与佩孚两个脑袋，送至北京。吴佩孚则更是大呼: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为了血战到底，直系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万一战而不胜，我军扼守京汉路线，联合西南，以直省为前敌，河南为中坚，湘粤为后盾，徐图进取，更有张巡阅使控制东北，则段派直如瓮中之鳖。可见，段祺瑞在使用武力的决心和力度上远不如曹吴。
　　这一点也可以从皖系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战守不定，出尔反尔的行动中得到证实。7月4日徐树铮主持军官会议，鉴于直皖战争已不可避免，而皖系则处于战则出师无名，不战则势必瓦解的两难处境，故而决定持镇静态度，以避其锋，暂取守势，以待动静。但不到两天，皖系仅因徐树铮被免职，而变守为攻，进行军事总动员。10日段祺瑞下达总攻击令，向直军发动试探性攻击。但4天后，战争还未全面打响，段祺瑞发现张作霖已进关助直，战争前景不妙，于是又突然改攻为守，转而向曹吴乞求和平。他敦请徐世昌下了一道停战令，要求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格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很显然，这种决策的不断变更，反映了段祺瑞对使用武力的一种投机心理。实际上，段祺瑞根本不想与直系进行全面的生死较量，也没有与之血战到底的决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对形势的分析是不慎重的，对武力的使用则是轻率的，制定的战略亦是随意的。这结果直接带来了皖军在战争中的频频失误。
　　2、行动的轻率
　　第一，没有正确估计自己的实力，作好战前准备。
　　战前段祺瑞对皖军实力估计十分乐观，曾吹嘘五天之内可以攻下保定。皖军中也有内定刘询为直隶省督军和曲同丰为河南省督军的传说。全军大有不战则已，一战必胜的气势。实际上，皖军内部隐患不少，但段祺瑞并未重视。如徐树铮和曲同丰同为段祺瑞的干将，但二人素有矛盾。对此段祺瑞没有认真协调，仅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把两者分开了事。根据作战计划，在京皖军分东西两路向直系进攻。曲同丰领所部边防军第1师，负责指挥西线皖军进击保定，夺取保定后，沿京汉路南下，与湖北吴光新部，驻洛阳西北边防军第1、第4混成旅围攻直系主力，会师中原。徐树铮以西北边防军第2旅为主力，指挥东线攻击天津，进而沿津浦路南下，与济南边防军第2师会合。显然两者平行作战，并无共同目标，也无战役配合，虽然两人之上有总司令段芝贵，但他仅有督战之责，而无指挥之权。这样，客观上造成了皖军兵力分散，攻击力的减弱。
　　同样，皖系第15师更是问题严重。15师本为冯国璋部队，是直系嫡军。冯国璋死后，师长刘询投靠段祺瑞，但其官兵大都倾向直系，尤其是所属第29旅旅长张国溶、30旅旅长齐宝善。对此段祺瑞虽有察觉，但并没有认真对待。当曲同丰闻知15师军心有变，向总司令段芝贵报告时，段芝贵却说，第15师军官自营长以上，均已切实接洽，保无意外变动，切不可轻信人言，自启疑虑。正是由于疏于防范，结果15师阵前倒戈，皖军措手不及，全线崩溃。
　　第二，对奉系出兵估计不足，没有在兵力上预作部署。
　　直皖开战前，奉张虽在观望，但倾向直系已一目了然，因此预留兵力应付万一是十分必要的。但皖系的整个作战计划根本没把奉考虑在内。因为段祺瑞自认为张作霖是一个投机军阀，虽与徐树铮不和，但与曹锟、李纯等也具有不能克服的矛盾，所以估计奉张不可能出兵助直。这无疑是战略性的失误。此后面对奉军突然出兵助直，段祺瑞才火速差人飞报西路段芝贵、东路徐树铮，以防不虞。但已为时过晚，皖军措不及防，只好拱手投降。
　　第三，作战计划急于求成，脱离实际。
　　战前，南面直军扼守了京汉路，保定与河南、湖南、湖北连成一片，并与西南军阀结了盟;东面直军占领了京奉铁路，得到张作霖的支持;西北则有倾向直系的察哈尔都统王廷桢和绥远都统蔡成勋，北京实际上是处在直军四面包围之中。因此，军事形势对直系有利面对皖系不利。加上皖系军队士气低落，军心不稳，旷日持久可能会出失控。因此，段祺瑞主张速战速决，企图迅速彻底打败曹吴，制服直系，使其不再与己作对。于是，段祺瑞就制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战略: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主攻保定，攻下保定后，继续南下，与沿京汉路北进的湖北吴光新，由西向东进攻的洛阳西北边防军2个旅围歼直系主力，会师中原;东路在京奉铁路线，主攻天津，随后继续南下，与沿津浦路由南往北进攻的济南边防军第2师会合。根据当时敌对双方兵力对比，这个战略是皖军现有兵力无法实现的。如湖北吴光新虽有4个步兵旅和2个混成旅，但他客驻湖北，实受湖北督军王占元的严密监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只要吴光新稍有行动，即会遭到王占元进攻。因此吴光新根本不可能从后面袭击吴佩孚。何况吴光新与西路皖军相距千里，横穿湖北、河南、直隶三省，以区区几个师的兵力，企图实施战略包围是极为困难的。至于驻洛阳的西北边防军2个旅，此时已落吴(佩
　　孚)、许(兰州)包围之中，自身尚且不保，又何能配合行动呢?又如京畿皖军虽在人数上略多于吴佩孚军，但考虑到吴军久经战阵，战斗力强大，因此皖军实际上并不占什么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集中兵力。但皖军却兵分两路，开辟了两个战场。虽然这两个战场有主次之分，但由于缺乏配合，两者实际上各自独立，这样便形成了客观上的兵力分散。所以，皖系作战计划看似周密，实际上不过是一厢情愿。
　　第四，作战行动混乱，贻误战机。
　　段祺瑞的轻率、不慎重决定皖军军令缺乏一贯性，进而导致将士无所适从，影响作战行动。据曲同丰事后回忆:他奉命向直系发动攻击，至到涿州后，始见公报大总统有令，不准开战，各撤回原防，于是下令停止进攻。各部队就在下坡店以南之线构筑野战工事，形成了防御态势，一停数天，结果贻误战机，该师被吴佩孚暗遣军队包围，
　　此后师长曲同丰受骗应邀到直军大营谈判停战条件，被直军扣留。当时大公报曾就此评论道:在作战之当初，段军总决心以武力讨伐，其图谋妥协之意气全无。及见真隶军始终结集，乃竟出以挑战的态度。始命进击，又闻张作霖出动，乃大起恐怖，发停战令，以待调停者之出现。演出种种丑态，于战局之进展，遂大不利。
　　三、将帅的无能
　　皖系对直作战的主力是段祺瑞亲领的边防军及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是北洋军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两支军队。以边防军1师为例，该师使用装备全部是日本提供;该师中、上级军官，不是日本留学生，就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而且这些人多数在保定军官学校任过教职员，初级军官除少数行伍出身者外，绝大多数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素质一般较好，军士是由北洋各师选送，经过参战军军士教导团训练，由日本军官和军士直接培养而成的，该师的训练完全是按照日本的教育方式实施的，并经常进行野营学习。在1919年12月该师曾向全体阁员、军政各界首领和各国驻华的武官进行了旅攻防对抗和步炮兵连合战斗射击两个课目的演习。显然，不论装备、人员，还是训练，边防师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边防军其他2个师与1师大致相仿，而西北边防军则罗致青年军官，训练尤精，比边防军更强。
　　当然，边防军、西北边防军也有其很大的弱点:成军时间短，将士多没有实战经验。但这并不足以说明皖军弱于直军，更不足以说明皖军战败的原因。事实上，对一支人员素质良好、装备精良、训练正规的军队来讲，缺乏实战经验一般不会导致战场失败。
　　而且边防军、西北边防军的作战经历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边防军1师、3师在西路，由曲同丰统一指挥，因曲同丰被俘，1师未作任何抵抗而投降，3师团师长临阵脱逃，被击败。边防军2师因皖军西路战败，而无心再战，自动停止军事行动，后被缴械。西北边防军第2混成旅在东路，由徐树铮指挥，因西路战败，奉军参战，徐树铮弃军逃回北京，旅长宋子雄才在奉军的游说下，放弃行动，全旅退回北京，后因遭强行接收而不满，全军哗变，不复成军。驻洛阳的西北边防军第1、4混成旅，在战前已处于直奉两军的包围之中，动弹不得，根本没有参加战斗，就于战后因不满强行接收，而官兵哗变溃散，不复成军。此上无疑说明，边防军、西北边防军败给直军，并进而被大部解散，并不是因经验不足，完全是由将帅的无能而造成的。
　　1、缺乏高度的警惕，没有敌情观念，是皖系将帅的致命弱点。
　　战争是双方你死我活的搏斗，为了达到战争目的可以不惜任何代价、采用任何手段。阴谋圈套随处都是。因此，身为将帅必须有高度警惕，行动决不能想当然。
　　曲同丰在被围的情况下，轻信吴佩孚花言巧语，亲往敌营谈判停战条件，结果被扣，实为愚蠢。实际上，凭曲同丰当时的力量，吴佩孚要消灭边防1师，是极为困难的，故而吴佩孚以停战为名，用师生之情，诱骗曲同丰，进而十分轻松地使1师全部投降。
　　湖北吴光新奉段祺瑞秘令，北上侧击吴佩孚后路，当时直皖已公开为敌，王占元为直系三督，必须会从中作梗。吴光新居然毫无戒备，自认为与王占元互不相属，互不辖治，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在王占元的势力范围内，明目张胆地调兵遣将，随意行动，结果被王占元寻机扣压。吴光新所部因此被轻而易举地全部降服。可以说，曲同丰的被扣导致了皖军西路的全线溃败，吴光新的被扣，导致段祺瑞南北夹击吴佩孚的计划彻底失败，可谓后果严重。
　　2、缺乏一战到底的决心，对战争抱有幻想是皖系将帅的普遍心理。
　　与曹吴不同，多数皖系将帅并未把直皖战争看作生死之搏。驻济南的边防第2师师长马良，早在6月便进行战争准备命令，但7月初段祺瑞令他由济南进攻德州时，他却借口准备不足，观望良久，直到确信直皖在东西两路开火后，才与18日率部北上，结果贻误了战机。
　　驻洛阳的西北边防军2个旅，接到段祺瑞命令后，见自己处于直奉两军的包围之中，形势不妙，便放弃努力，坐等形势变化。
　　东线主力西北边防军第2旅旅长宋子杨，刚知西线皖军失利，便无心再战，在奉系张景惠等的游说下，为保全实力，主动撤回北京。
　　可见，当时这些皖系将帅并没有把这场战争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不过是受严令驱迫，不得不为一时之服从。在他们看来，战争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要知顺逆存亡之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当看到皖系稍露败象，他们便纷纷退出战场，表示中立，宣称我官兵等惟知有国家，惟知爱护我大总统，惟知服从中央命令，与个人毫无牵制也。因为直系反段，不反中央，只要服从中央，谅曹吴也无可奈何，何况直皖奉本属一脉，不仅各将帅之间关系密切，不是同乡，就是师生，而且各军之间也颇有渊源。显然，在这种条件下，将帅是极容易萌发投机心理的。段祺瑞尚且对此战态度不坚，何况他的将帅。这也是军阀的本性所决定的。但现实出乎他们的预料，当他们主动表示顺从之后，等待他们的则是曹吴强行解散、取消编制的命令。这时他们才如梦方醒，纷纷起来反抗，但为时已晚，最后皖军大部哗变，不复成军。这一结果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皖系将帅如早知此等结局，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
　　3、另外，皖系将帅还缺乏吃苦和勇敢的精神。
　　总司令段芝贵在总指挥部专车上沉湎酒色，贪恋烟牌，当西北方向突然响起枪声，随员到段司令卧室请示时，段己不知去向，，直到第二天早晨，大家才在一个农家柴堆里找到了他。徐树铮虽熟知兵法，但战事稍一吃紧，便溜之乎也。显然，此等将领是无法与吴佩孚等人相提并论的，因此皖系战败不足为怪。
　　诚然，皖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的狂妄和反动，不过直接导致失败的则主要在于军事上的原因。段祺瑞及其皖系军阀的悲剧就在于，盲目地认为:有军队就有一切;而没有意识到:仅有军队，没有正确的战略和优秀的将帅，同样会导致失败，进而失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