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皖系的败北和安福系集团：安福系在直皖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过往的研究在分析直皖战争皖系军阀之所以败北的原因的时候，都是从人心的向背、战略战术的得失、研究系的背离、西南军阀的“联直制皖”策略、奉系军阀的直接参战，以及日本未能公然援助皖系等角度来分析，当然这些角度都是非常值得分析的角度。本文的笔者却另辟蹊径，通过分析安福系这一集团考察直皖战争中皖系军阀的失败。
　　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使复辟归于失败，段遂以“再造共和”的功臣重掌内阁大权。段祺瑞重新上台之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举起了护法运动的大旗。而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此时正深受段祺瑞的器重，把持财政、内务、司法、教育等重要部门。一时间，研究系大有独霸中国政坛之势。这引起了段祺瑞的心腹大将徐树铮的极大不满，从而促使他另寻政治力量作工具。此时，安福系应运而生并最终取代了研究系的位置。因此可以说，是梁启超促成了安福系的兴起“，造成安福俱乐部者，梁启超也。”
　　1917年，段祺瑞因对西南用兵屡遭失败而辞职。于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集团把目光投向了国会，力图通过控制国会达到控制中央的目的。为了制造一个能得心应手、左右自如的国会，以便操纵选举，将直系首领冯国璋拉下台，实现皖系永掌中央政权的野心，1918年3月8日，在徐树铮谋划、王揖唐的奔走之下，一个由皖系政客、官僚等结合而成的利益集团宣告成立“：安福俱乐部者，段合肥用徐树铮之谋，以反抗冯河间者也。”安福俱乐部迅速取代研究系成为皖系集团夺取政权的御用工具，它的出世对此后的中国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安福俱乐部纯粹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利益集团。它没有具体的宗旨和党纲“，更谈不上什么主义之信仰，其组织比任何党派都不健全，不要说基层组织，就连各省市也没有分支机构之设置，仅仅在北京太平湖有一总部而已。”对于设此俱乐部的目的，身为其幕后主持的徐树铮毫不掩饰的说“：余之设此部也，实欲置总统于余肘腋之下，置总理于余夹袋之中，将国中之大权，尽举而有之。天下督军，从我者留，叛我者黜，惟余之马首是瞻，余斯愿是耳。”足见皖系军阀的险恶用心。
　　安福系是同皖系政治军事集团相结合的政治力量，是应皖系执掌中央政权的需要而登上政治舞台的。这就决定了它的使命是不折不扣地为皖系服务。“制造安福者军阀也，奔走军阀者安福也。无军阀即无安福，有之亦不能为祸。文治之祸国在阴谋，军阀之祸国在武力，安福兼而有之。”(序言)安福俱乐部成立之后，外靠帝国主义，内依皖系军阀，操纵国会选举，阻扰南北和谈，制造阁潮，阴谋祸国，民众深恶痛绝。各政治派别纷纷指责它祸国殃民的举动，并把它的罪恶归之于皖系，从而加剧了皖系与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与直系的矛盾，这就决定了皖系必然灭亡的命运。
　　“国会为民意机关，神圣不可侵犯，丝毫不容假借，故约法上无总统解散国会权之规定，盖所以防权奸之蹂躏，杜行政操纵立法之渐也。”然而，安福系却秉承皖系的意旨，操纵国会选举。1918年9月1日，安福系控制下的国会进行第一阶段的选举。以王揖唐为首的安福骨干分子分赴各地积极活动，“演出了一幕一幕选举丑剧，为旧中国民主宪政的历史，留下了可耻的记录。”当时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描述此次选举为“一次腐败和流氓作风的真正胡闹的活动。”他写道“：选票行情和日常的市场涨落一张记录，在当地报纸上，就像一件可买卖的商品，与大米与豆饼或其他的商品的地位相等。”选举监督截流大批本应分发给已登记选民的选票，填上假选民的名字，投入票匦，或雇佣“乞丐、小贩、算命先生、农民及诸如此类的小人物投票。”及二次选举之时，安福系议员已占据了国会中的多数席位。从此之后，安福系操纵国会，使得国家政局更加纷乱不已。
　　1918年10月，皖系及安福系操纵的副总统选举遭到失败之后，安福系代表皖系集团站到政治舞台的前沿，与直系集团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进一步激化了直皖矛盾。“余如官僚政客之派系，亦各有附丽，冀凭借武力，扩张其势力，而为政界之活动，彼武人每为各派利用而不自知也。”安福系“怂恿武人，引起政潮。……故就近年政潮而论，虽多为武人之激成，而作祟其间之官僚政客，其祸国殃民之罪，尤擢发难数也。”钱能训内阁成立之时，有意牺牲新国会，安福“大恨之”，致使钱内阁几乎不能成立。钱能训“又想自成一派与安福相对抗。”安福不能容忍“，倒阁之谋遂刻不容缓”。1919年11月，靳云鹏受命组阁，直奉两系全力支持他，靳云鹏也以他们为后援，对抗安福系。内阁中属于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云沛、司法总长朱深、财政总长李思浩(时称“安福三总长”)处处与靳云鹏过不去。他们动辄不出席阁会，或屡屡与靳云鹏争执。到1920年4、5月间，安福系以外交和财政留难靳云鹏，内阁危机达到了顶点，靳云鹏不得不提出辞呈。为了与皖系对抗，直系迅速掀起了拥靳反安福的风潮。其实，靳云鹏与徐树铮同为段祺瑞的左膀右臂，又是皖系的“四大金刚”之一，拥有很大的势力。由于安福系分子处处与他为难，最终使靳云鹏投向了直系的怀抱，这就大大削弱了皖系势力，从而在以后的直皖战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安福系的罪过。
　　靳云鹏辞职之后，阁员本应同退，而安福三总长相约不提辞呈。及大总统徐世昌准靳云鹏辞职，想以周树模代之，安福系议员又以不开会进行抵制。最终，周树模内阁难产。
　　安福系的肆意横行使得直系不能容忍，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少壮派纷纷发出通电，指责安福系祸国殃民。曹锟、张作霖等在讨伐安福系的通电中称“：自安福部结党营私，把持政柄，挟其国会多数之势。左右政局……其尤影响国事者，政事所及牵动阁潮，以致中枢更迭不定，庶政未由进行。”
　　一个政团、一个政党不为舆论所接受，那么这个政党的命运就可想而知。“皖系失败的形势……是在战争前的五四运动以后的舆论所造成的。”舆论对于安福系的深刻憎恶是直皖战争中直胜皖败的重要原因。“国人久恶皖系之专横，直皖战起，多同情于吴佩孚。”7月15日，上海114个团体联合通电吴佩孚，认为“数年来国人受安福党人祸国殃民之毒害，农工学商，无日不企望国民年来出数千万膏血所养之国军，起而为民除害。”与此同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告痛斥安福祸国“：五四以来，我北京全体学生不敏，仅秉此忠愤之心，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职。与我学生不两立而设百计以害我学生者，实为奸党安福部而为。”安福不为国人所容，而直接导致扶植它的皖系集团也不为国人所容。舆论支持直系，打击了安福系及皖系集团，直皖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与此同时，直系在开战之前，也借助舆论贬斥安福系，为自己造势，从而在未来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直系军阀在发表的《直系全体将士驱除安福系宣传书》中严厉痛斥安福系祸国的罪行“：根据全国之民意，安福为舆论所不容，罪状昭著，故为国人之先导，突起击之。”
　　安福系既是皖系军阀的工具，于是舆论纷纷声讨和谴责皖系“，国人望段之覆亡，四处声讨之电文，不一而足。”五四时期，人民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北京军阀政府出卖山东的权利，但是不能根本推翻皖系军阀的统治。“人民要求铲除祸国殃民的安福系的愿望只能通过北洋军阀内部斗争来实现，通过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结局来实现。”
　　皖系在开战以前，已为舆论所灭，故战争之时，皖系前线将士对于前途悲观失望，士气低落，军心惶惶，离心离德，不愿再战，许多将领不是前线倒戈就是很快投降。所以说“直皖战争与其说是直皖之战，毋宁谓是皖与皖战。”奉系张作霖曾应徐世昌之邀，担任直皖之争的调停人。由于直皖誓不两立，调停宣布失败。及直皖开战，张作霖抓获“受安福系指使，领十三万元之巨款，而特来祸奉”的姚步瀛(姚是大理院姚震的侄子，姚震乃安福系之重要成员)。张作霖以此为由，出兵关内，与直系共抗皖系之定国军。直奉联合，皖系军队两面受敌，遂节节败退，皖系失败的命运为时不远了。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同一定的阶级和军事政治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直皖战争是直系与皖系争夺权势和地盘的斗争进一步激化的产物。及皖系战败，安福“十大祸首”遭通缉。1920年8月3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谓“：政党为共和国家之通例，约法许集会结社之自由。安福俱乐部具有政党性质，自为法律所不禁。年余以来，迭据各省地方团体函电纷陈，力举该部营私误国，请予解散。……是该部实为构乱机关，已属逾越法律范围，断不能容其仍行存在……着各该省区地方长官一律解散。”自此，祸国殃民之安福俱乐部遂不复存在。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局面全系安福系所造成。安福系使皖系军阀最终退出了中央政权的角逐，代之而起的是直奉两系控制中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