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

　　抗日根据地内的大生产运动，是敌后抗战进入困难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为战胜严重的物资困难，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有一个根本好转，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克服了经济上的困难，巩固了根据地，支持了敌后抗战，而且为大反攻准备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主要的压力放在敌后战场，对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并实行经济封锁，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和天灾的侵袭，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根据地严重困难形势出现后，原来各地小规模的生产运动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只有在根据地内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才能解决军需民用的大问题。为了克服极端严重的物资困难，坚持持久抗战，中共中央向根据地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各根据地广大军民积极响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8年12月到1942年底。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共行为日益表面化，中共中央感到外援的不可靠，便在1938年12月20日《新中华报》社论中发出了“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保证各地区物资供应的自给自足”的号召，要求“努力提高工农业的生产力，激发工农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并发动各级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中的全部工作人员、各部队的指战员，“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才能保障战时物资供给”。1939年2月，毛泽东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要解决陕甘宁边区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的党内指示再次指出了根据地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长期性和重要性。于是生产运动从陕甘宁边区到敌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起来。第二阶段从1942年底到抗战胜利。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1943年3月4日，陕甘宁边区召开党政军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大会之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为了把大生产运动推向各个根据地，1943年10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明确提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同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号召在大生产运动中组织各种互助组织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样，从1943年冬季开始，各个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就更普遍地、更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并取得巨大的成绩。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领导下，也积极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1941年和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的阶段。1940年日军在山东的总兵力约为36000余人，伪军达8万人。到1940年底，日军几乎占领了山东所有县城，控制了全部铁路和将近5000公里的公路，建立据点1156个，对山东各区实行分割、封锁。1941年到1942年，日军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扫荡”，其中，千人以上的“扫荡”43次，万人以上“拉网合围”的“扫荡”6次，“扫荡”时间一般在一个月以上。日军残酷的“扫荡”使山东根据地遭到严重的“蚕食”，1942年较1940年根据地面积缩小约1/3。1942年底，敌据点增加到3700多个，公路增修到6900余公里。这时的山东，敌伪据点密布，公路和封锁沟墙纵横如网，抗日军民的机动回旋余地缩小，衣食军需用品极端缺乏，根据地军民遇到极大困难。为了解决困难，坚持抗日，1943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布命令，决定立即着手准备明年实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