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佛教徒 念佛救国两不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在这场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国佛教徒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以大无畏的精神勇赴国难，用智慧与慈悲唤醒民众的救国情怀；举办佛事法会护国息灾；成立服务团，救护伤员，接济难民。中国佛教徒用鲜血及生命，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日里，全国各地的佛教团体和佛教徒作为一支社会有生力量积极投入抗日救亡事业，体现了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如当时的湖南南岳衡山，曾有“佛教抗战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等组织，许多佛教徒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有“上马杀贼，下马念佛”之说。佛教圣地五台山成立了“僧界救国会”，组建“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捐献衣食财物，主动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反“围剿”、反“扫荡”。在上海，中国佛教会专门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僧侣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中救护军民，组织僧侣掩埋队，掩埋伤亡尸体。上海佛教界组织的难民收容所，收容和救济的难民、灾民，更是不计其数。全国各地佛教徒所组织的抗日僧侣救护队和难民收容所，也都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在这场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及大德高僧如弘一、太虚、赵朴初等作为中国佛教徒的杰出代表，都有彪炳史册的业绩。

弘一法师当抗战爆发，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他勉励僧众要发扬爱国爱教精神。在闻知“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他曾伤感地对弟子说：“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当时凡有求字者，辄题以“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并加跋语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在这里，他将念佛与抗日救国统一起来，表现了爱国之心与民族气节。当时敌机、敌舰常来骚扰厦门，弟子求他转往内地。他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因此命自室为殉教堂、晚晴室。

太虚大师l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东亚佛教徒毋忘佛教宗旨，起来反对侵略。1938年，他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渝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并主持筹办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民等。又分赴四川、贵州、云南、湖南等地作讲演，以救国之道号召佛教徒踊跃参加救亡图存事业。1939年秋，太虚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日本佛教的蛊惑性宣传，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赴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访问，宣传中国抗日救国国策，备受千万人欢迎，争取了南方佛教国家的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主张。

圆瑛法师曾于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举为会长。“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进行救护伤员和难民的工作，又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和医治难民和受伤的战士。为筹集资金，他携明旸法师到南洋诸地募捐，以其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他将此款项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之用。师徒二人回国后，在上海遭日本宪兵逮捕，以“抗日”问罪。他俩在严刑拷打下仍坚贞不屈，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