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彰显出不凡的军事才能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1900至1982年)，苏联元帅，早年曾经在伏龙芝学院东方系学习汉语，在1926年、1927年、1929年因为各种原因多次来华，能够说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在来华之前崔可夫就已经是一个中将集团军司令员，因为苏芬战争中作战失利，被解除职务。1940年，崔可夫由于深厚的中国背景，被苏联领导层相中，重新起用，接受命令作为第4任也是最后一任顾问来华。崔可夫在中国逗留了14个月。这14个月正是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单独对日作战之前的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中国、苏联和日本关系最为微妙复杂的时期。作为数面人的军事顾问团的团长，崔可夫在这一特殊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位苏联元帅，他一生有着许多传奇故事，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出生于沙俄农村贫寒家庭。1917年，崔可夫投军于沙俄波罗的海舰队。不久，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崔可夫随波罗的海舰队加入了红色政权的行列。他19岁开始担任红军团长，为巩固红色政权，率领部队转战东西，与高尔察克白军血战，与波兰军队博斗。1982年3月18日，戎马一生的崔可夫元帅逝世，享年82岁。与世纪同龄的崔可夫元帅是勇于创新的战术家和技艺高超的战役指挥官。他在自己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以其大胆的独创精神屡建战功。获9枚列宁勋章、1枚十月革命勋章、4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枚红星勋章以及无数枚其他奖章和外国勋章，将他永远载入军事家行列。

　　为此，我们来一起回到1941年的湖南会战上。那是1941年2月，日军武汉11军司令部来了一个皇宫出来的司令官阿南惟几，阿南司令官性格完全与冈村宁次不一样，他做事一向严谨，在制定作战计划也完全与冈村宁次不一样，他一到11军司令部就奔走各师团各层指挥员之间了解情况、倾听意见。另外，他多年养成了独立思考，认真研读的好习惯，他常常对巨大棋盘地图一动不动。在大本营时，他已是陆军部次长，处在如此显赫位置，愿意来到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中国战场，谁都不会愿意?阿南自然有自已的想法：他有二男一女，但他独钟次子，去年战死在中国战场，他内心极度悲伤几乎使他垮掉，那时起他便将慈祥的父爱化作无比的凶残。有了这样心态，他更希望打好这一次会战。他于是把这一次会战称作是“加号作战”。阿南总结了前次长沙会战没有取得成果，原因在于兵力分配得过于分散，没有突出主攻方向，因而形不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杀伤力。阿南将兵棋上鄂南和赣北的兵力各分出一半摆到湘北正面，参谋们立即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优势格局。可第九战区面对新的对手，他们不仅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也没有仔细研究。薛岳对这次反击前景极为乐观，近乎浪漫。在8月中旬起，在赣北和鄂南山区和江边的百姓们时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见村边大路上有轻微的汽车马达声和过大部队的脚步声。军队和民间的谍报人员将情报反送上来，他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也就是说他没有从情报中得出任何结论，因此他的兵棋与阿南的兵棋在日军兵力分布上便完全不同了。

　　阿南瞒天过海，耍了一个不大不小却十分见效的阴谋。日军总攻开始，薛岳如梦初醒。调整兵力已来不及，全局的兵力优势变为日军所到每一处的兵力劣势。他急电重庆军委会，请求蒋介石速从其他战区调兵来援，以免形势恶化对全国战局产生严重后果。

　　说到这里，我们来切入正题：1940年，崔可夫因有出使中国的经历，且通晓汉语，他被斯大林选中再次出使中国，担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成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这一年12月，崔可夫告别重病中的刚刚出生的女儿伊林卡，带了一份厚礼——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500辆吉斯5型卡车以及其他一批相应的装备和备件，到达中国。苏联援助的飞机和大炮对当时已经山穷水尽的中国空军和艰苦抗战中的陆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