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眼中的抗日战争(6)

　　这次预备兵演习是总顾问福尔根提议，蒋介石批准进行的。各后方补训处作全部动员，作由单兵训练到连、营、团的对抗演习，包括步炮协同、工兵架桥、强渡等演习。调歌乐山陆军大学全部学员参预各补训处的教练和演习指挥。在重庆的顾问全部出动。因翻译人员不足，我问顾问事务处长张冲如何处理?张冲称：凡是各方推荐来的俄文翻译人员全部出动，通知各员到会宣布。我即将凡挂名领薪人员调来，宣布这项工作的要求。会后由贺衷寒介绍来的上校译员张廷黻讲，他是做政治工作的，不能任翻译。如果要作反共报告，能讲三天不停。我旋即去问张冲：“顾问事务处是不是反共机关?”张说：“不是。”我传达了张廷黻的回答，张冲即令：凡不服从工作安排者一律停职。我即将凡挂译员而不工作者一律解职。

　　这次演习继续了一个月，检阅了四川、贵州的后备兵训机构。

　　4.宜昌失守，襄樊战役

　　1940年，日军在五战区攻势凌厉，张自忠阵亡，宜昌失守，日军一度进入襄阳、樊城。我曾偕波格柳包夫到宜昌郊区、老河口、河南南阳。

　　蒋介石的军队已很腐败，军政之中，“上下交征利”日益盛行，军官吃空额、克扣军粮。军士仅以盐粒伴食粗糙军粮，病员多，战斗力日减。但杂牌军队如孙连仲、李宗仁的部队反而较好。

　　日军攻势为疏散型，在河南、襄樊、湖北日军的进攻线中有诸多空隙。波格柳包夫建议采用加强营的小部队进攻日军攻击线的间隙。所指加强营即以步兵三连加一山炮连或迫击炮连、工兵排等，先作短时间的联合训练，在宜昌以东的丘陵地，随时进入日军阵线的间隙。在宜昌、襄樊这一战术起过良好作用。

　　1940年襄樊战役后，波格柳包夫回国，福尔根亦奉命返苏，张冲派我送福尔根到兰州。

　　兹后，由重庆苏武官崔可夫中将继任总顾问，古巴列维赤任国防部首席顾问兼兵役署、兵工署顾问。

　　我曾偕古巴列维赤去兰州，经六盘山到西安，视察了胡宗南部队，主要的视察第二十九军刘戡的机械化部队。该军有机械化顾问彼德洛夫中校协助训练。古巴列维赤在西安游击训练班讲过课，与胡宗南司令部人员交往甚好。视察了部队和西安郊区的军火库，对炮弹储藏不妥、规章不严提出批评。一日晚与胡部参谋人员会餐并会谈。古巴列维赤说：军人职责即在军人气节，就是“有我的存在，敌人绝不能越境”。中条山会战正酣之时，我们到了潼关，北风袭人于千里之外，雪堆断路，我们须下车铲雪，推车前进，颚骨冻僵，使人失去讲话能力。然见运送过黄河的伤兵有毛驴骑者，赤腿呈青乌色，担架上的伤兵被褥单薄。我们到一伤兵所，见伤兵病卧草上，并听说伤兵站有活埋伤兵事。古巴列维赤说：如此对待伤兵会伤害士气，失去民心。返西安时，向西安坐阵的后勤西北兵站监卢佐作了详细口头报告。后知枪决兵站站长二十余人。彼等活埋1名伤兵，则吞食其殡葬费20元。视察胡宗南部队后，古巴列维赤说：是个检阅的部队，没有真实的战斗力。其原因在：1.部队官兵生活悬殊。官为南方人，兵为河南、陕西人，语言不通。2.军官内部腐化，大官吃空额，小官克扣军粮，贪污成风。胡宗南的炮兵有自开战以来未向日军发一炮弹者。胡对古巴列维赤说：所部炮兵多为重炮，不能携重炮进入太行山区，向古巴列维赤提出要求增加山炮部队，一团也好。此行到洛阳，知卫立煌在抗战期间与共产党合作较好。在蒋介石停止对八路军军火供应时，卫立煌仍有械弹供应八路军。南下到河南叶县会见汤恩伯，此时汤的部队尚未腐化。他的口号是：“准备出发，准备作战”。汤部有常驻苏联中校顾问1人。再南下至河南南阳。此处驻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孙部系冯玉祥旧部，抗日态度较好，军纪亦强于蒋系军队。经邓县到老河口，此处是李宗仁所统率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有首席顾问斯科沃尔差夫，工、炮、通讯兵顾问各1人，有电台，技术员2人。李宗仁与苏联顾问关系良好。返重庆时，曾由总顾问向蒋介石报告视察各部队状况。凡到上述各部队，我们都视察过营房，检阅过演习，与军、师、团长举行过谈话。

　　中条山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