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 ：抗战前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与“汉奸”“华奸”之辩(9)

　　青年学者吴密在王柯工作的基础上，又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他发表《“汉奸”考辩》一文，不仅找到清朝时期更多“汉奸”一词的使用材料，还发现明末在经营和治理西南土司地区的过程中，有关官员已经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汉奸”一词。不过在他看来，该词的较多使用，还是从雍正朝开始的。“雍正以前，汉奸一词没有大量流行过。此后，汉奸一词逐渐传播开来，雍正朝正式成为最高官方话语大量出现在圣训、实录和起居注中。……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石敬瑭、秦桧、张邦昌、张弘范、吴三桂等人头上的汉奸帽子并不是当时人戴上去的，而是后人不耻他们的言行追加塑造的结果”。吴密还研究指出，汉奸之“奸”专指其“在外作乱”，故鸦片战争以前，该词主要被官方用来谴责与“生苗”“野番”“逆夷”交往、勾结并在外做乱的汉人，此种“汉奸”不仅经常出没于国内边疆地区，也出现在与越南、缅甸等邻国的交往活动中。鸦片战争爆发后，“汉奸”一词被大量用来指称与英人勾结、出卖朝廷利益的汉人，并扩大到汉人以外的那些出卖国家利益的中国人身上。晚清时期，不仅出卖国家利益，而且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中国人，也都曾有被官方和民间指斥为“汉奸”者。在该文中，吴密特别批评王柯笼统地称“汉奸”为“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有不妥之处，认为清末以前中国人还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而且晚清官方主导的“汉奸”话语，也无法如此解说，即便是章士钊、刘道一等反满的汉人革命党之“汉奸”话语，也只不过是从汉族立场出发，对清廷官方的“汉奸”话语加以颠覆而已，他们因此把汉奸分为“爱己”和“害己”两种，认为“害己之汉奸”才是“真汉奸”。相比之下，清末革命党人的“汉奸”话语不仅时间短、限于革命党范围内，且很快辛亥革命爆发，五族共和说主导国家舆论，革命党人也已迅速调整了排满观念，故将此类言谈称为“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未免太过简单。其言下之意，民国至抗战时期现代“汉奸”一词的流行，其实不过是对清代官方“汉奸”话语的一种接续和延展而已。

　　笔者以为，王柯的解说或能部分说明抗战前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对现代“汉奸”话语的推波助澜作用，要想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个带“汉”字的巨大贬义词何以在中国流通开来的原因，还必须将其与吴密的解说结合起来。甚至，吴密等学者认为晚清时期，“汉奸”一词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还只是“有所表现”，其程度估计恐怕仍然有所不足。除了人们已经较多谈到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用例之外，笔者还可以举出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一些新的例证来。

　　如1885年3月6日，也即中法战争其间，《申报》头版就曾发表《解散汉奸说》的社评，直可谓一篇讨伐汉奸、警告汉奸并劝喻汉奸改邪归正的“民族主义”宣言书。其中所用“汉奸”一词，就是指称包括汉、满、蒙、回、藏等所有中国人在内的“为法人作间谍”“为法人作奸细”者。其文痛批那些充当法国奸细的“汉奸”，“以中国之人，居中国之地，祖宗几代悉隶中国之籍，有生以来衣于斯、食于斯、歌哭聚处咸于斯”，竟然“不知中国外国之分”，为贪图不义之财，出卖国家利益。一时贪心，却要遭万世唾骂，“其子若孙，亦将不齿于人”云云。又如1894年9月4日，即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申报》头版发表《防奸续议》一文，认为在当时中国，“奸细有二：一为汉奸，一为倭奸。非汉奸则倭奸无所容身，非倭奸则汉奸亦不能传消息”，两者狼狈为奸。且倭奸易识，汉奸难辨。警告“凡有华人之为倭人间谍者，获即斩首，略不稽留，即使幸脱网络，逃之海外，亦设法拘获，明正典刑”。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中还以汉奸“本系华人中之无赖”，又并称之为“华奸”。这样含义就更加明确无疑。由此可见，将“汉奸”和“华奸”等同使用的做法，其实早在晚清时即已形成了，而并非民国时才出现的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