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 ：抗战前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与“汉奸”“华奸”之辩(8)

　　可见，这位大学历史教师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然与其深沉的忧国之心和抗战念想，相当自觉地紧密结合了起来。不过，其偏颇之处亦显而易见，有的甚至已逾历史学科底线。他的“中华民族”观念本身，也属极端一类，如他认为中国 “只有国族而无民族”，“‘汉民族’三字明明是倭寇特意用以分化中国人的怪名词之一”云云，所论也缺乏必要的根据。据说，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于当时教育部不准中学历史教科书谈古代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免“挑拨民族感情”的部令，就曾不表认同，理由是大可不必，并且认为此种做法，于“近年来历史学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至为可惜”。但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此处不拟展开讨论。

　　三

　　“民族英雄”的反面乃是“民族败类”和“民族罪人”。抗战时期，有关中华民族背叛者的社会政治概念用语除了“民族败类”等之外，还有“华奸”“国奸”“卖国贼”等，其中最为流行的则属“汉奸”，尤其是在国民党控制的广大国统区更是如此，它们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间接的关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国内指称中华民族中出卖全民族利益和中华民国国家利益的“汉奸”一词，开始大量流行。全面抗战开始之后的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同日施行，这一现代概念的“汉奸”一词及其内涵，因之得以更广泛地传播，一直延续至今。关于现代“汉奸”概念的流行与日本侵华的关系，早在当年的中国，就有人深有感触，给予揭示。如有两个不满自己被指为“汉奸”的人在自我辩护的文字中，都曾提到这一点。其中一个人写道：“九一八事件制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汉奸。喜新厌故是中国人的天性，自从这个汉奸新名词产生出来之后，便代替了卖国贼这个旧名词成为骂人的新利器，而共产党徒更利用之以为排除异己侮蔑政敌的唯一的工具”。另一个人则写道：“汉奸汉奸，我们是久闻大名了，尤其是自从‘九一八’乃至‘一二八’以后渐至去年‘七七’，与日本帝国展开最大血战直到于今，打倒汉奸，铲除汉奸，这一类义正词严的呼声，更加叫得震天价响。……一唱百和，街头巷尾，不知为这一不祥名词，断送了几多我们中华民族的好事同胞!这大批冤魂怨鬼的代价，只换得我们敌人的得意。”他甚至声称：“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以行’，今当易一名词曰：汉奸汉奸，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以行!”笔者以为，了解“汉奸”一词及概念在抗战时期的使用和论辩，将有助于今人把握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两种核心结构——单一性民族论和复合性民族论的差别，以及当时国内外的舆论环境及其复杂影响。

　　虽然，“汉奸”一词极度流行是抗战时期的历史现象，但该词在当时却绝非是什么新名词，无论是就这两个字的合成词而言，还是就该词的现代含义来说，都是如此。日本华裔学者王柯教授曾较早对“汉奸”一词做出深入的学术考察，他认为清代以前似未曾见到“汉奸”一词，该词于清代康熙时期开始出现，初被用于谴责那些在西南苗人等聚居的边疆地区图谋不轨的“汉人奸徒”，晚清时才被运用到对外关系之中，使用在那些“通敌”者身上。他还较早看到了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反满革命党人站在汉人立场上，将“汉奸”作为投靠满人、出卖汉民族利益者来反其道用之的另类情形，并将这一革命话语与抗战前后广为流行的现代“汉奸”概念联系起来讨论，强调“只有处在现实中为多民族国家，而又不顾现实追求单一民族国家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怪圈中，才可能出现‘汉奸’式的话语”，在实现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国度里，反而不会有这样的现象，故他将其文题为《“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其中隐含着批判近代以来的大汉族主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