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被日本偷走的中国珍贵古籍下落之谜(3)

2017-09-26 18:55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第二天一清早，日寇平川带了三个所谓的“专家”到冯平山图书馆查看那批图书。随后，又去找港大副校长施乐诗，盘诘了一个钟头，然后把陈君葆有条件地“释放”，但勒令陈君葆以后每天都要到宪兵队去进行所谓的“报道”，早去晚回，不准离开香港。日寇又派兵到冯平山图书馆日夜看守。

　　陈君葆当时作了最坏打算，他忍痛把妻儿分别暗中送往澳门和内地，独自留在香港，忍辱负重，为的就是看守这111箱图书。他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密切地注视着这批宝书的动向。终于在1942年1月底，陈君葆亲眼看到那属于中国的111箱3万册善本古籍被搬离香港大学。这些书到底被运到了哪里?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查究，但陈君葆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推断，确信这些古籍是被日军偷盗走了。

抗战中被日本偷走的中国珍贵古籍下落之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陈君葆立即开始追查这批书的下落，香港各个可能藏书的地方都查遍了，仍未发现这批书。那么，这批书究竟去了哪里了呢? 陈君葆把视线投向了日本……

　　1946年1月，陈君葆得知外国友人博萨尔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审查日本战争罪行，于是就请博萨尔留意那111箱古书的下落。同年6月终于传来好消息,这111箱图书的下落有了着落。

　　博萨尔先生在一份私人信件中是这样描述图书发现经过的: “我在东京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即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并把陈君葆就这些书对我的嘱托也告诉了他们，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久将会得回那些图书。但最好陈君葆也写信到英国或中国的驻日大使馆交涉取回，那些书是先寄到东京的日本参谋本部，再从那里移到日本文部省，再由日本文部省转移至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的，其时约在1944年夏季。”

　　陈君葆在得悉这111箱古籍的下落后，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并同时写信告知郑振铎。

　　1946年7月11日下午，陈君葆接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来信，信中，杭立武告诉陈君葆说，这111箱书已经找回来了。

　　这批几经劫难失而复得的宝书，最终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不但陈君葆感到欣慰和高兴，郑振铎得悉后也欣喜至极，因为他和朋友花了两年时间，历尽艰辛才收集到这些珍贵古籍，抗战爆发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对这些书的下落魂牵梦绕，挂念不已，现在找回来了，哪能不喜!而他对陈君葆这位从未谋面的远方朋友，自然也怀着感激之情。

抗战中被日本偷走的中国珍贵古籍下落之谜

　　3万册珍贵古籍回归中国虽然发生在1946年，但此事同样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关注。195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陈君葆、陈丕士等人时，亦当面肯定陈君葆对保护国家古籍的功绩。

　　事实上，陈君葆除了设法寻回古籍外，还协助过郑振铎在香港收购其他流失的国宝。

　　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的内战，不但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而且由于战乱，很多国宝都流失境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国家外汇短缺也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时任新中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后，仍想方设法回收中国流失的文物，其中较突出而又鲜为人知的是一批古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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