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剥削战俘劳工造就的商业帝国(5)

2017-09-26 15:24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我睡在营房里，躺在床板上的稻草垫子上。在早上4点，我被一阵痒痒的感觉弄醒了。我睁开眼睛，发现我床边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日本人，我对他的脸一点也不熟悉(他既不是三菱公司的监工，也不是我曾经见过的日军看守)。他拿着一根长羽毛在我鼻子下面比划。我被惊醒了，他立即跟我说了一句“打搅了”，就迅速离开了，我根本来不及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随后，这个男人又查看了一下笔记本，然后又用长羽毛到别的战俘的鼻子底下比划。很多战俘都有半夜被日本医生惊醒的经历：他们在午夜被弄醒，发现一个不认识的日本面孔在战俘中间游走，有些时候手里拿着长羽毛在战俘身上比划，有的时候他们在战俘的脚趾上系上一个带有编号的铭牌。在任何时候，只要日本医生发现战俘惊醒了，他们就说一声“打搅了”，然后在战俘开口问他们干啥之前迅速离开。所有的战俘都认为，日本人这么鬼鬼祟祟地，一定在战俘睡着的时候在战俘身上做了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战俘们时常被他们偷偷摸摸的举动吓到。

　　达维斯说，他的所有在日本战俘营的档案都被日本方面销毁了。他认为日本方面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获悉美军方面已经知道日军在沈阳对战俘进行人体实验。达维斯不知道日本人的这些实验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他终身都受到疾病的困扰，而且他在日本战俘营中致残，残疾的痛苦也伴他终身。“在被俘期间，我失去了92磅的体重，我被解放时只有80磅重。”他说道。

　　美国海军的水手彼得·卢卡尼尼(Peter Locarnini)告诉作者，在被俘期间，他曾多次被日军注射不明药物，日本人声称有一次给他注射的是防止霍乱的疫苗——他才不相信呢。

　　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弗兰克·詹姆斯(Frank James)回忆说他们除了接受日本医生的注射外，脸上还被喷了一些东西。“每个人被采集了6～7份血液样本，”他说，他相信，“所有在奉天的战俘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试验。我经常腹泻，日本医生经常采集我们的医疗数据。”

　　美国空军飞行员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在沈阳战俘营被日军安排到战俘医院工作，担任药剂师。他回忆说，在1942到1943年的那个冬天，一队日本医生搭乘一辆卡车来到了他们的战俘营，他们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色的防毒面具。他们给一些战俘注射了一些不明药物，这些战俘随即就生病了。后来有战俘死了，日本医生不准战俘掩埋尸体，他们要先解剖尸体，然后才准战俘掩埋。当本书作者问布朗先生：“这些医生来自731部队吗?”布朗说道：“我不知道他们的部队番号。在我们的战俘营附近也有一家日本医院。我所知道的就是这群医生是乘坐卡车来的，他们都是医生的打扮，我敢断定他们不是我们战俘营日军医疗站里的医生，他们后来又到我们的战俘营来过几趟，做过同样的事情。”

　　在一次的会面中，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阿特·坎贝尔(Art Campbell)向作者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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