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人张自忠将军：每战必留遗书

去年夏天，有同志告诉我，天津市和平区要组织一个活动，让我描述一下我父亲张自忠将军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

谈起天津，我是很有感情的。1938年至1939年，我随母亲、哥嫂与叔叔一家在成都道住过一段时间，而特别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37年9月上旬的一天晚上，父亲来到了我们居住的地方（当时住在现今和平区营口西道），他是在美国友人福开森先生和甘成恩先生的帮助下，由北平脱险到达了天津。这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我父亲张自忠将军，字荩忱，1891年生于山东临清。

1911年，父亲就读于天津的法政专门学校。他曾回忆：“辛亥革命后，我在天津肄习法政，当时国际帝国主义侵华日亟，我在那时就加入了同盟会。自己觉得，要想革命救国，还是到军队里去。”

1914年，父亲先到辽宁新民屯投军。1917年，父亲加入了冯玉祥先生的第十六混成旅，从小队长做起，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在冯先生所部西北军中，父亲的练兵工作是颇有些名气的。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战败，父亲所部第六师编入二十九军，军长是宋哲元将军，父亲任三十八师师长。

1933年3月，长城抗战开始，宋军长率领二十九军开赴冀东遵化一线。父亲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大叔，在遵化三屯营合组一个指挥所，共同指挥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在长城一线顽强抵御日军的进攻，历时两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

“七七”事变后，父亲负责与日军交涉。当时日寇活动猖獗，国人多盼二十九军与日军决一死战，因此与日军交涉确实不是个好差事。对此冯治安大叔当时就讲：“我仍主与日方拼命一干，张自忠与我之态度均一致，因留他与日方谈判，故他之态度应表示缓和，汉奸及日方现均利用此点，作挑拨离间宣传伎俩，殊堪痛恨。”

7月28日中午，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宋军长、秦德纯副军长、冯大叔、我父亲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宋军长率二十九军主力撤出北平，而留下我父亲率两个旅（二十七旅和三十九旅），在北平城维持局面。父亲奉命留守，他仅允诺维持十天。8月5日他就辞职了。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内，日军司令下令逮捕我父亲。这时父亲先藏匿于德国医院，继而躲入福开森先生家中，9月上旬脱险到了天津，然后赶赴南京。

1938年2月，父亲率领五十九军奔赴抗日战场，这是父亲亲手训练出来的劲旅，在其后的两年内，连续转战皖鲁苏豫鄂五省，一直在努力地与日军作战。父亲所部的抗战足迹归纳起来：

“一战淝水”，1938年2月，日军一部强渡淮河后北犯，五十九军奉命南下，与日军激战一周，将其击退至淮河以南。

“再战临沂”，1938年3月中旬，五十九军向南犯的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发动攻击，将其击退，此役称为临沂大捷。后五十九军顽强抗击了日军精锐二十余日，有力地策应了我军在台儿庄方向的作战。

“三战徐州”，1938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五十九军先在郯城邳县地区作战，然后断后自徐州撤退至亳县。

“四守潢川”，1938年9月，奉命守备潢川十日，然后守备新县光山罗山，10月24日，奉命转移鄂东。

“五保京钟”，1939年1月至3月，守备京山半个月，然后在京钟路作战。

“六战随枣”，1939年5月，父亲率兵两团渡过襄河，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线，粉碎了日军渡河西犯之企图。

“七攻襄东”，1939年12月，率部参加冬季攻势。

“殉国长山”，1940年5月，父亲率兵三团东渡襄河与日军作战。5月16日下午，父亲在湖北宜城十里长山，身中七弹，力战殉国，此役殉难者还有高级参谋张敬、团长洪进田以及特务营官兵五百余人。

根据档案材料，1938年2月至1940年5月期间内，五十九军阵亡9695人，负伤23588人，由此可见父亲所部作战是多么的惨烈。

每战必留遗书。父亲有个副官叫朱增源，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父亲就留下几封信，作战结束后就撕掉或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