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二次革命是孙中山一意孤行的捣乱

 

　　早前，人们对二次革命都持肯定态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这场革命决不能一味地进行肯定。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曾就这场革命的一些细节进行了解答，他的结论是，二次革命其实是孙中山一意孤行的捣乱，是注定要失败的。
　　之所以“南北议和”，是因为孙中山没钱北伐
　　新浪历史：章教授您好。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同盟会与北洋系妥协的结果，那么1912年与1913年这个草创的共和国发生了破裂，可不可以说是因为之前辛亥革命的妥协就是失败的根源呢？
　　章开沅：这样讲可能太简单了一点。因为对历史的判断不能建立在假设上面，它是当时实际的情况，有的时候它就不具备一种假设的条件。我们做历史研究只能讲它的结果，给它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不能就是过多的用一些假设。辛亥革命也不是简单的革命派跟北洋的妥协。辛亥革命它能够取得成功，它实际上是有几种合力的结果，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革命派啊、立宪派啊，还有一部分倾向于共和，比较开明一点的地方的大员，就是地方实力派等这些人，他们转过来的，这样才取得了胜利。那么后来就是南北议和，本来是南北对峙，它不是全国真正的共和，北方是帝制，南方是共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南北共和才能一种妥协，这种妥协不一定是坏事，我们现在习惯上有个观点就是革命就是唯一的，革命就是进步的，妥协就是错误的。
　　新浪历史：您这么看1912年“大妥协”的客观成因？
　　章开沅：我原来在2011年，就是辛亥百年时候讲过一个问题，辛亥革命也有许多负面的影响，把革命看成是几乎是唯一的目标，也是唯一的手段，社会进步唯一的手段，那就是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所以当时这种妥协它是有客观原因的，不是这个革命派愿意不愿意妥协的问题，而是当时的革命派没有这样的信心北伐，因为当时这个南京临时财政情况，导致北伐支持不下去了。当时实际上就是它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力量对比还是比较悬殊的，虽然南方的声势很大，但是南京的财政本身就困难了。当时的南京几乎是要发生兵变，就是因为发不出军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无力北伐。
　　新浪历史：当时的立宪派对孙中山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章开沅：立宪派对孙中山有一种保留的尊重。孙中山毕竟是革命领袖，打着革命的旗帜，但是他们对孙中山实际上是不放心的，这个不放心最重要的就心中没有底，就是他能不能把这个局面拿下来，实际上孙中山是控制不了整个这个南方独立过程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才出现妥协，而且当时孙中山也赞成这种妥协的，因为他自己不是自愿的，并不是说他被迫哪个逼着他交的，他自己同意交的，这样才把权力交给袁世凯。这个跟“二次革命”又是有一点点联络，因为建立联系了，但是不能说是妥协造成的“二次革命”，那样解释可能不一定恰当。当时妥协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且不一定是一个错误，这是我的看法。
　　新浪历史：南方革命党与北洋集团在议会中往往是针锋相对的，宋教仁遇刺与“二次革命”有什么关系吗？
　　章开沅：当时国民党在国会里面呢，是占优势的，特别是在选举，与其说是在国会里边的优势呢，不如更重要的原因呢是选举中间的绝对优势，那就是宋教仁畏缩了。他们在国会选举中间，在竞选的过程中间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个才触犯了袁世凯最大的忌恨，才会刺杀这个宋教仁，从而引起“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前夕，民心在袁世凯这边
　　新浪历史：有一种说法是，北洋的中央集权与南方的地方自治之间是有矛盾的，当时这种情况能不能调和？
　　章开沅：那个当时北洋也谈不上是集权，因为他也接受了共和制度，当时就是说不管革命派或者是北洋派对这个议会政治都不清楚，中国从来没有过这个东西，等于是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当时实际上一个创举了，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中国也没有地方自治的历史渊源。当时北洋军人还不知道怎么样来玩这个国会，怎么样来玩这个议会政治，相对的讲呢，革命派他们懂的多一些，特别宋教仁他们原来在日本就是学法政的，他们有长期的准备，立宪派的也懂一点，但是也不是太懂。因此，所以国民党只是在形式上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宋教仁眼看似乎就是未来的这个总理了吧。他为啥没有实现这样的民主梦？这个梦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浪历史：为什么不能实现？
　　章开沅：当时舆论多数是倾向于袁世凯这一方面的，我们的历史受政府，包括国民党原来的政府以及我们现在的政府影响比较大。这里有一个属于正统观念的问题，正统观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共产党，长期以来就以孙中山为正统，把他作为一个中心，这里有一个法统的问题。过去清朝的统治是靠天命，那个天命就是他们的一个统治的依据，有了天命就有了合法性。但是这个在清朝末年，由于清朝本身的腐败，由于国民党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把他的合法性否定掉了，当然也可以说是把它妖魔化了，它在多数人民的心目中间，已经丧失了它的合法性。那么这样就出现了新的政权，新的政权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约法，就是《临时约法》，这样才有法统。
　　新浪历史：孙中山和袁世凯是怎么看待这个法统的？
　　章开沅：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跟以后退位，让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或者国会又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那都是根据这个法统来的，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变化在过去我们没有很好的考虑，就单纯以孙中山本人的意思，他觉得革命意见是对的，不一定。那就是说你自己把自己的法统都否定掉了，就是你自己已经不需要了。而袁世凯认为本来我这个权力就不是从你这里来的，我不承认这个法统，我内心就是不承认这个法统，但我表面上还是遵从这个法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继续革命，就是军事冒险，就是没有考虑到整个力量对比，和自己应有的准备。
　　再一个呢，也没有真正的考虑到人心的向背，当时经过了辛亥革命那一场大的社会动荡，以后老百姓还是希望安居乐业。在辛亥革命一周年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诉苦了，因为很多老百姓就有一种说法，就是革命以后共和还不及这个帝制，还不及在清朝过的好，因为混乱嘛，战争多嘛、原有的一些制度破坏，新的制度也没有建立。孙中山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革命就像十月怀胎一样，真正有子女的回报还有一个过程，但是老百姓已经等不及了。希望有一个统一、稳定的市场，重新发展他们的企业。所以当时主流媒体多数都是反对这个战争的，希望这个双方不能够继续出来调停，希望和平，但是孙中山发动战争，所以就很快就失败了，而且把自己已经掌握的地盘也丢掉了，这个很可惜的一个事情。
　　孙中山发动战争，是一意孤行的捣乱
　　新浪历史：这一政治战斗的方式改变与中国现代中国史，也就是说1913年到1949年间，那个不断的革命年代，有什么样的关系？
　　章开沅：这是刚才讲的，两边都有革命的传统。就是国民党也有革命的传统，共产党也是有革命的传统，再加上国民党后来也接受了，就是孙中山也接受了俄国的这个帮助，所以实际上就是把俄国那套集权和专政的手段都移植过来。共产党这边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妥协很困难，因为阶级斗争这些年，就是你死我活吧，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是一个历史的客观情况，我们只能感到是历史的悲哀、民族的悲哀。那中国没有这个议会政治的传统，在辛亥以后只有朝代的更迭，通过实际上战争了，这个朝代的更迭，没有这种和平的过渡，最终社会的机制也不允许你和平过渡，所以这样才不断的在战争中间，过渡了这么多年，我们自己就在这个战争环境里面长大的。
　　新浪历史：关于“二次革命”，您有什么自己想说或者想补充的内容吗？
　　章开沅：我原来写过一次“二次革命”，在很早以前，在文革以前写的，写“二次革命”为什么失败。我认为失败最主要就是形势不饶人。明明是袁世凯这边把宋教仁刺杀了，本来革命党是占优势的，处于受害者的位置，很多人还是同情的，但是一旦发动战争，形势就变了，全国一片哗然。反过来说，是孙中山左也捣乱，右也捣乱，是捣乱分子，只会捣乱。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是反对轻率地发动战争的，他们比较清醒，黄兴就是代表，但是孙中山当时很主观，决定这么做，黄兴也不好阻拦，而且也帮着执行，但实际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我当时就说过了，叫做群众离开政党，党徒离开了领袖，离开了孙中山，所以“二次革命”实际上形成一个相当孤立的，少数人的临时冒险，失败是必然的。“二次革命”是在短暂的时间里一个戏剧性的表现而已，历史的大戏还是在后边。后来袁世凯一意孤行，与“二次革命”给他带来的影响是有关的，冲昏他的头脑，认为自己能主宰一切，当皇帝去了。等到当皇帝的时候，就走向了共和的反面了。后来的讨袁战争，才真正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形势，顺应历史潮流的，取得了胜利。
　　当然，也不是最后的胜利，中国的路是很难走的！历史的道路很曲折的，很难走的。我们现在谈，也就是事后有某些感叹，取得一些借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