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发动理由为何不充分 为何说二次革命是违背人民愿望的

 

　　二次革命发动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宋教仁案，一个是善后大借款案。表面上看这两个理由似乎非常充分，但如果细究起来，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这场革命不仅发动的主要理由不够充分，甚至张华腾教授还认为它是违背人民愿望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站不住脚的讨伐：发起二次革命的理由并不充分
　　新浪历史：1913年3月爆发了宋教仁案。4月之后，又有大借款案，国民党派与北洋、立宪派在议会中往往争锋相对。请问这一些列事件与二次革命什么关系？
　　张华腾：宋案及善后大借款案，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主要理由，也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宋案是国民党人发动革命的第一理由。
　　在孙中山、黄兴对政治不感兴趣、致力于民生建设的同时，革命党内主持组织建设、政党建设的宋教仁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首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大大扩张了党势。其次，力主政党内阁，备战国会选举，力争国会选举的胜利，实现国民党组阁的目标，也就是利用议会的舞台，采取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权的转移，贯彻国民党人的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宋教仁的政治目标几乎就要实现，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取得骄人的战绩。1913年2月，北京参众两院议员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392席，其中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占123席，国民党人员比例为46.6%；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占269席，人员比例为45.3%。如果包括跨党分子在内，则将近500个席位。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仅223席，占总席位的25.5%。由此可见，国民党议员席位虽然没有超过50%，但无疑为国会中第一大党。
　　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让宋教仁等人兴奋不已，其“民国政党，唯我独大”的夙愿实现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以未来总理的身份从上海乘车北上，进京与大总统及各种政治势力会商国是，没想到在上海车站检票口遭到歹徒枪击，两天后身亡，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民国第一枪杀案——宋案。
　　宋教仁遇害，如晴天霹雳，全国震动。以《民立报》为中心，上海的《中华民报》、长沙的《长沙日报》，以及北京的《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民国报》等纷纷刊载有关宋案的报道，宋案一时成为舆论的中心。就在宋教仁不治身亡的第二天，即3月23日，租界巡捕房就抓捕了凶手应夔丞(又名应桂馨)，接着又缉捕了枪手武士英(又名吴福铭)。并且根据在应桂馨家中搜索出的证据、电函等，发现此事与时任内务部秘书的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联，于是，两位中央高管的主子袁世凯也即成为最大的嫌疑犯，宋教仁的政党内阁政见直接针对的就是袁世凯的集权，宋教仁是袁世凯的最大政敌，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顺理成章，袁世凯理所当然的被锁定为“宋案”的真凶。
　　国民党方面一开始就认定宋案为袁世凯及袁世凯政府所为。在宋教仁去世5天之后。由于宋教仁的被杀，孙中山中断了在日本的访问，于3月25日回到上海。到上海后发表意见说：“我回上海时，见得宋教仁被杀，完全出于袁世凯之主使，人证、物证皆以完备。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93页)次日，孙中山在会见日本驻沪领事有吉明时进一步说：“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昨朝返沪以来，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92页)
　　宋教仁的好友黄兴在4月13日宋教仁追悼会上致宋教仁的挽联中愤愤地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76页)
　　孙中山、黄兴的意见，代表了国民党人的意见，从此国民党人及其掌握的报刊无不对袁世凯大加挞伐。因此以革命的手段打倒袁世凯、推翻袁世凯政府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人的主要理由与借口。
　　宋教仁为袁世凯主谋所杀，国民党人的这种说法似成为信史，但没有为其他政治势力所接受。最近几年宋案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宋教仁为其自己的同志陈其美主谋所害。(具体见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张耀杰：《谁杀了宋教仁》，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果真如此，民国初年的历史需重新改写。
　　孙中山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第二个理由——善后大借款。
　　袁世凯北京政府自民国元年三月成立后，一直为财政支绌、开支巨大问题而困扰。在不得已情况下与六国银行团商议以盐税为抵押，举行善后大借款。该借款谈判长达一年有余，中经唐绍仪、熊希龄、周学熙等人几个阶段与各国反复磋商、谈判，本在国会召开前已商定具体借款条文，并交临时参议院议决。但不料就在与六国即将签字时，列强又横出条件，提出如下不合理要求。一是因欧战迫在眉睫，金融形势险峻，要求利息从五厘提高为五厘半；二是英法等国均提出应利益等同德国，派代表为银行团会办，监督借款使用。不久美国又因各国之间为借款钩心斗角，公开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团。而美国这一举动起到了连锁反应，各国因相互猜忌，使银行团有瓦解之势。在这种外部形势对中国来说比较有利之时，袁世凯让赵秉钧、周学熙抓紧机会与五国银行团再次谈判，终于在1913年4月26日与各国签字。
　　善后借款数额共计二千五百万镑，合本国币值二亿五千万元。按九零折扣，再由银行团扣除6%，实际到款只有84%。利息为5厘，借款期限47年，从第11年偿还本金。借款还以盐税为抵押，并聘请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分别担任国债局局员、盐务稽核官、审计官，借款对中国主权损害是极大的。时人曾以诗讽刺善后借款，曰：“不为埃及即波斯，监督重重后悔迟。何故枭雄专借款？甘将国柄付人持。”
　　其实，对善后大借款外国监督中国财政问题的严重性，政府何尝不清楚，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为之，清政府外债、借款的遗产必须偿还，革命后数十万军队需要裁撤，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的安置问题，北京政府的运转问题等都需要大笔款项，款必须借，这是任何政治势力任何政治家的唯一选择，南京临时政府存续期间不是有相同问题吗？而在当时情况下，既要借款，又不损及主权，恐怕很难办到。
　　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借款是否违法，是否经议会同意？政府借款是否为了镇压南方的革命党？国民党人认为，政府借款，没有经过国会同意，因此是非法的。因为国会4月8日已经开会，政府4月26日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没有经国会同意，是对国会的蔑视，是严重的违法行径。政府认为，善后大借款的谈判历经一年余，政府曾经将善后大借款的有关问题提交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并通过，有案可查。革命党人说政府为了镇压二次革命，筹措经费，不惜答应列强苛刻的条件，签订卖国合同，因此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推翻政府。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完全是政治方面的恶意攻击。
　　善后大借款实际用途到底如何？善后大借款的有关规定非常严格，实际上善后借款的的使用在借款合同中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银行团又附加了很强的监督。因此我们只需要对借款的最终使用与合同中规定进行比较考察。善后借款合同中借款预算方案如下：
　　其实，善后大借款除了还外国借款、赔款以及利息外，中国政府实际能够支配的不多，即实际支配的也有明确的比例，而这些分配的具体数字，也是公开和透明的，刊登在主要报刊上。(参见《申报》1913年6月-12月的有关报道)我们仅就对善后借款的实际使用状况略作考证。银行团对于合同所规定的支出款项， 大多是在欧洲销售债票进款中直接予以扣除， 而不是先交与中国政府， 再由中国政府按合同规定付给， 这便相当程度地减少了中国政府违反合同规定，更改借款用途的可能性， 有效地保障了借款严格用于合同规定的用途。袁世凯为了镇压南方二次革命，不惜答应列强苛刻条件，不经议会同意，签订善后大借款的说法是有悖于史实的，作为发动革命的理由也是苍白无力的。
　　不得人心的二次革命：违背了人民求稳定的愿望
　　新浪历史：袁世凯为应对南方可能的革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张华腾：孙中山国民党人抓住宋案、善后大借款，对袁世凯及袁世凯政府不仅进行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而且还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对于如此形势，政治上老辣的袁世凯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在军事上进行部署，随时准备进行镇压。当然，他的军事准备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加紧进行。
　　袁世凯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成立以段祺瑞为首的战时内阁。国务总理赵秉钧因为涉嫌宋案不得不辞职，袁世凯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成立战时内阁，加强军事方面的控制。众所周知，段祺瑞是袁世凯北洋嫡系第一军事干将，与冯国璋、王士珍誉称为“北洋三杰”，性格刚烈，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内阁，显然将军事放在首位，同时对南方国民党也是一种威慑和挑战。
　　袁世凯准备的第二项，就是拉拢中间势力，孤立国民党势力，尤其是将位居战略要地的副总统黎元洪的势力拉在了自己一边。辛亥革命后的整个局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和北方各省，革命党人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湖南、安徽、江苏诸省和广东省。除此之外，还有湖北的黎元洪、云南的蔡锷、陕西的张凤翙等地方势力，可谓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南方革命党、北方袁世凯拉拢的对象，可惜革命党对中间势力的工作失败，湖北的黎元洪、云南的蔡锷、陕西的张凤翙等地方势力，几乎都站在袁世凯政府一边。
　　袁世凯对湖北黎元洪的工作至为重要，因为湖北、江西毗邻，江西都督李烈钧反袁最为积极，可谓革命党的骨干或中坚力量，二次革命的爆发非常有可能在江西。为此，袁世凯争取了黎元洪，就将北洋军队提前调入湖北，紧密控制江西。5月6日，总统府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的总方略：北洋军队的作战任务，第一期就是对湘、赣、皖、苏作战，沿京汉路、津浦路集中南下，以湖北为主要策源地，以海军为策应。(《中华新报》1913年6月5日)李纯之第六师大部开进湖北田家镇，分兵武穴，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北洋第二师于5月底从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作为第六师的后援。
　　第三项军事准备，运动海军，争取海军对中央政府的支持。
　　在做好了一切军事准备后，袁世凯于5月21日对梁士诒、段芝贵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申报》1913年5月24日)
　　袁世凯认为对南方革命党的各方面准备已经完成，到了摊派的时候了，他即以反对政府借款，不服从政府为由，于6月先后罢免国民党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江西、广东、安徽都督之职。
　　新浪历史：二次革命，南方之所以失败，你认为有哪几个方面的原因？
　　张华腾：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讨袁，炮击北洋军，二次革命正式爆发，江苏、安徽、上海、湖南、广东等国民党控制的省区纷纷响应，宣告独立。7月22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何图宋案发生，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军民荷戈而起，众口一词，集于公之一身。”(《孙中山致袁世凯劝其辞职电》，《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要求袁世凯引咎辞职。由此可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是以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为号召的。而袁世凯也不客气，当日下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荣典军职，次日又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南北就此分裂，战火再一次在长江两岸点燃。
　　二次革命中，南方革命党在军事上完全出于劣势。不仅军队、装备处处劣于北方，而且各独立省之间无法协同作战，只能被北洋军各个击破。7月25日，李烈钧从湖口败走，7月28日，黄兴在江苏军事失利后，也被迫出走。8月18日南昌陷落，9月1日南京也随之陷落。至9月12日熊克武放弃重庆，“二次革命”宣告完全失败。北洋军占领和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各省，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孙中山、黄兴等再次流亡海外，失去了对国内政治的话语权。
　　二次革命昙花一现，很快失败，绝非偶然。
　　首先，孙中山革命党人违背了辛亥革命后全国人民要求稳定发展的心理，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后，百废待兴，人们希望国家安宁，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经济，而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二次革命爆发前，全国各行各业各团体纷纷电至南北，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纠纷。江宁农会、教育会、地方自治筹备处、地方公会致电大总统和各省都督，“江宁自光复以来元气未复，商民交困。现因宋案及借款问题，谣言纷起，人心惶惶，痛定思痛之余，何堪再有意外，务恳熟审大局，轸念时艰，筹南北之调和，以民生为重要，一切问题得以次第解决，俾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申报》1913年5月14日)
　　国事维持会早在5月9日就电告全国，指出对于宋案和借款应当就事论事，不苛过于牵连他事，宋案只能够静候法律解决，借款案不应当仅仅当作借贷问题来对待，而是应当作为财政外交问题来通盘考虑，“故本会良心上之主张认借款，时为势之必需，而续之不完，则由临时参议院之放弃职权，不能专责政府，国会成立，有自正当监督用款之法，不在藉口违法，推翻成约。”对于南方国民党人的举动，国事维持会指责到，“至因此而欲求法律以外之解决，就令名正言顺，其如人所厌乱，隐忍为安，祸结兵连，玉石同尽，即一死诚不足惜，顾天下事尚有重于死者。”(《盛京时报》1913年5月22日)仅此两例，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心理趋势，国民党置全国人民心理于不顾，冒然一试，失去了人心，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
　　其次，孙中山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理由不够充分，人们对中央政府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刚刚成立一年有余，社会治理千头万绪，他们进行了各种努力，虽然效果不十分明显，但他们一直在努力。比如经济上谋取贷款，制定了发展民族经济的一些措施，召开全国工商会议等。外交上寻求途径与支持外蒙独立、西藏分裂的沙俄、英国谈判，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坚持维护民族统一和国家的领土完整等。作为袁世凯来说，基本上根据约法行政，虽然不断突破对约法的限制，加强集权，但还没有特别违法的事件。就宋案来说，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并非不能解决。善后大借款方面，政府曾经向临时参议院提出并征得同意，只是手续未完备而已，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一直在国会为政府说项，抵制国民党议员的过激行为。这一切说明，政府违法尚不十分明显，袁世凯独裁当皇帝的说法更为无稽之谈。江西李烈钧在《江西讨袁军公启》中说：“袁氏帝制自为，务期破坏共和，与全国为公敌……烈钧等目击颠危，诚不忍诸先烈铁血所创之共和民国，断送于独夫民贼之手。是以率父老子弟，投袂奋起。”(朱宗震、杨光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页)1913年就指控袁世凯称帝，几同儿戏，如何激发人们投入到反袁斗争中去呢？孙中山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理由不怎么充分，人们对中央政府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如北京地方自治团，总议事会、总董事会、各区议董两会在致电孙中山、黄兴二人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清楚，劝说二人以大局为重，切莫意气用事。
　　“今国体已定，临时政府草昧初营，能力薄弱，未免迁就，为病尚无罪恶可言，我国民惟有指导扶持，巩固共和基础。现值国会告成，友邦承认，薄海方延，颈企踵想望太平，不料二次革命显露端倪，风声鹤唳，遐迩恐怖，孙黄两先生，手造民国，倍历艰辛，自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所可畏者谋乱诸人，好事喜功，幸灾乐祸，殊不知大难一发，大命随倾，浩劫茫茫，谁能幸免，以少数人争攘权利，一旦演成惨剧，陷全国于万劫不复之地，真共和之蟊贼，人类之枭猊。”(《申报》1913年5月21日)
　　第三，南北双方实力悬殊是重要原因。
　　作为北方北洋派来说，控制中央政府和北方数省，掌握国家机器和国家的资源，北洋军队是全国最为强大的军队，又争取到地方势力派黎元洪、蔡锷等的支持，人心所向，师出有名，平叛镇乱，势如破竹，一举将国民党的势力击溃。
　　作为南方革命党人来说，实力明显不足。号称控制南方数省，实际控制赣、湘、皖、粤四省，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革命党人的逼迫下不得不服从革命党，但很快脱离出去。革命党内部没有很好的准备，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力量，各省各自为战，最终被各个击破。作为革命党军事领袖的黄兴，二次革命后的头衔不过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没有统一的部署。后来推出的讨袁军总司令岑春煊，与国民党关系不深，仅仅作为袁世凯清末政敌的身份，担当讨袁的历史重任，既无实力，更没有号召力，根本起不到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