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中日交流情况如何 中日贸易对当时的日本当权者有何意义

　　遣唐使能够成为日本遣唐使的专指可知唐朝时期中日交流的频繁程度，但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就是遣唐使之后，中日交流似乎衰退了。事实并非如此，宋元时期中日交流的繁荣程度其实比之遣唐使时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日本著名学者榎本涉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宋元时期中日交流的具体情况并解释了中日贸易对日本当时的当权者有何意义。
　　1、相比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普通的中国读者对遣唐使显然更为了解。那么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是怎样的？宋元对日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榎本涉：遣唐使对于日本人一样也是很有名的。但是，遣唐使时代的中日交流并非那么繁荣，基本上是二十年一次，交流是很低调的。倒不如说在遣唐使的时代，日本和新罗、朝鲜半岛、渤海的关系更深，和唐的关系很薄弱。到了唐末九世纪，新罗商人和唐商人来到日本，商船来往于中日之间，交流频率比起遣唐使时代压倒性地增加了。
　　日本人对于中国商品有需求。派遣一次遣唐使要花费很高，而且十分危险，与此相比，商人们总是持续会来，有了这些商人，中国商品就能输入日本了。利用中国商船的话，日本向中国派遣人员也就成为可能。即便不派遣唐使，只要利用商船，随时都可以去中国。因此，遣唐使的派遣也没什么必要，就停止了。
　　之后的五代十国、宋，中国一直都有商人过来日本。这一段时间的交流与其说是衰退，不如说是更加繁盛了。遣唐使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国家事业，非常显著。但是到了民间交流的时代，不用依靠这样的国家事业，随时都能交流。这样，比起二十年才能获得一次中国信息的时代，宋代的日本人获得中国信息要快得多了，想要的中国商品随时都能入手。
　　特别是到了镰仓时代（约1185-1333年），日本一直有僧侣在中国。中国同时代的文化立刻就能进入日本。在中国刚刚出版的书籍，或者中国当时的生活方式，很快就能流入日本的中心地带。生活方式、食品，还有茶，这种深层的文化也能在日本广为传播。当然，还没有深入到庶民阶层。但至少在以禅宗律宗为中心的寺院里面，中国的生活方式能够完全地再现。以京都和镰仓为中心，中国式空间在整个日本出现，全日本都创建了很多南宋式的寺院，那些从宋归国的僧侣在日本再现他在宋地体验到的生活方式。比起作为国家事业的遣唐使时代，这时中日交流的深度、广度完全是不一样了。
　　蒙古袭来（1274、1281年，蒙元两次进军日本而遭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和中国保持军事上的戒备，贸易的确中断了几年，但是之后就又恢复了。特别是到十四世纪，元朝基本上采取了与日本进行贸易的政策，于是中日贸易又恢复了和宋代一样的水准，或者说更加繁荣。日本有大量的僧侣、商船去中国，虽然还是在戒备中，但贸易的实际状况是很好的。可以说在元代，特别是十四世纪前半叶，中日贸易达到了前近代的两个顶峰之一，另一个顶峰是十六世纪秘密贸易的时代。
　　但是，在十六世纪中叶遣明使停止之后，明朝商人来日本贸易都是通过不合法的秘密贸易的方式。明清之际的贸易虽然还是很繁荣，日本的僧侣却已经不能再去中国学习了，因此只能通过从中国输入的书籍来了解中国的信息。从这点看，元代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
　　2、当时中日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是什么？
　　榎本涉：日本进口的中国商品有很多，首先是丝织品、纤维制品。此外，直到江户时代中国的药品在日本都很受欢迎。膏药、香料，这些与其说是中国的东西，不如说是流入中国的东南亚、印度的商品。当时，世界各国的物产通过商人进入中国，再被转卖到日本。这些香料在温带地区大多是无法生产的，日本一直需要从中国输入。从唐代以来，一直到日清贸易的时代，香料都是主要的商品。
　　再者，文化方面就是书籍了。唐朝时是遣唐使、留学生在中国，把学到的知识带回日本。遣唐使结束以后，平安时代（约794—1192年，这里指遣唐使停止以后）的僧侣入宋并不频繁，要了解中国基本是通过引入书籍，因此书籍的交流很重要。到了镰仓时代，大量的僧侣入宋留学，他们也从中国带大量的书籍回日本，宋元文化得以广泛传入日本。特别是宋代的出版业很繁荣，因此，在唐代需要手抄的书籍，到了宋元可以印刷出来贩卖了，因而日本僧带回大量的书籍并不困难。《大藏经》五千卷以上，这么大的量，日本只要付钱，中国就能印刷，通过中国商人就可以运回来。日本多次将《大藏经》引入日本，现在仍然有保存。
　　此外还有陶瓷器，哪怕运输途中损坏了仍然能够保存下来，这就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的重要资料。日本福冈就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器。
　　另外，平安末期、镰仓时代以后，中国的铜钱对于日本经济有着巨大的意义，一次就能有数万枚铜钱输入。本来中国是禁止输出铜钱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大量的铜钱还是进入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用丝织品和米做货币，并不使用金属钱币，平安末期日本又开始用铜钱了。但这些不是日本制造的铜钱，而是宋朝制造的铜钱，在整个镰仓时代使用得越来越广泛，连年贡纳入也是用铜钱了，所有商品的价值基准是以中国的铜钱来决定的。以中国货币为基准的日本经济一直持续到中世末期，因此考察中世日本的经济史，中国铜钱的引入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日本的出口商品呢，在中国的史料里面也有出现，特别重要的一个是黄金，此外是水银，还有就是硫磺。硫磺是从宋代开始出口，出产于日本西南面的硫磺岛（笔者注：并不是硫磺岛战役那个硫磺岛）。在中国，硫磺是火药的原料，用于战争，中国的硫磺产量非常不足，而当时的日本出产很多。于是，硫磺就作为军需品，通过日宋贸易进入中国。1084年，宋神宗令明州向日本派遣商人，购买大量的硫磺，这一事件在中日双方的史料中都能得到确认。当时宋正在和西夏打仗，硫磺是必要的军需品。
　　接着，在南宋一代，木材也是日本主要的出口商品。宋室南渡，宫殿营造需要大量的木材，浙江的木材减少，因此想要快速获得木材，当时就开始关注日本。入宋僧圆尔（1202-1280年）曾在杭州径山寺修行，后来径山寺烧毁了，为了支援径山复建，千枚日本木材被运到径山。其他比如重源（1121-1206年）、荣西（1141-1215年）也曾运日本的木材来中国，中国寺院的复建用到了日本的木材，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当然，这种情况肯定不只是发生在寺院。
　　其他的呢，日本的工艺品在中国也颇有人气。日本刀、莳绘、螺钿，在宋代很受欢迎。
　　3、中日贸易对于日本的当权者而言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榎本涉：平安时代的贸易在国家的管理之下。日本的朝廷在福冈设有大宰府，统辖整个九州岛，也通过大宰府来管理贸易。中国有市舶司，向所有入港船只收税。日本当时没有收贸易税的概念，也没有通过贸易来支持国家财政的想法。但是，天皇、朝廷需要优先购入中国商品，好的东西想要先买来，天皇于是就派侧近的藏人（笔者注：天皇的家政机关“藏人所”的职员）到大宰府，去检查船只中的商品，将中国商船中最好的东西、想要的东西先选出来，运到京都，再付款。当时的管理制度是很朴素的。
　　到了镰仓时代，这种管理制度就停止了。商人们各自和有权势者建立关系，开展贸易。日本的各方势力直接与商人联系获取商品。这个时代里谁都可以做贸易，无非就是能获得金钱和人脉而已。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最自由的时代。
　　到了元代，因为军事上的紧张戒备，作为贸易港的博多存废成为问题。因此，镰仓幕府加强了对博多的管理。贸易的暂时中断，也可以说是镰仓幕府加强管理和防卫的结果。蒙古袭来使日本陷入危机，幕府不能放手不管，这才开始了对港口的管理。通过这一点，镰仓幕府对博多、九州的支配加强了，十三世纪末镇西探题（镰仓幕府设置的九州统辖机关）设置于博多，统辖九州御家人（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直属于镰仓幕府的武士）。这样，博多成为九州正式的军事、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