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未能殃及东南地区原因何在：士绅势力的强盛(2)

2017-07-21 12:13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清代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士绅力量获得强势的发展，一度被压抑的士绅意识得以复苏，士绅成为领导晚清社会建设运动的强大势力。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晚清自治组织，如维持治安的团练、组织商业的商会、负责城市消防的水龙会、开展公益的善堂，均由士绅-绅商群体所主持。但是，晚清的士绅-绅商群体基本上集中在东南地区，北方的士绅力量相对要薄弱得多。

　　一份晚清的进士地域分布统计显示：1840年至1905年，进士数目最多的前十个省份依次是：江苏、浙江、山东、江西、河南、八旗、福建、直隶、安徽、广东。八旗与直隶在科举录取上有优待，姑且不论，东南省份占了这个名单的一大半。山东虽然进入三甲，但另一份统计材料显示：1851年至1900年，山东的举人数目基本上集中在山东半岛、济宁、济南昌邑一带（约42个县），占了72%，这些地方在义和团兴起时，大体上都保持平静；而义和团的发源地鲁西北有44个县，举人数目才占13%。地处鲁西北的茌平县，居然在清末20年间从未出过一个举人。

　　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士绅阶层来组织当地的公共治理，鲁西北的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涣散状态：人口结构以大量的自耕农为主，连大地主都很罕见，人口流动自由，但人们彼此之间缺乏理性的联结，除了秘密宗教，这里几乎不存在什么像样的自治组织（包括传统的宗族），原子化生存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种涣散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宜义和团的落地生根。

　　义和团在山东受挫后，很快就扩散到接壤的直隶。与鲁西北的情况不同，直隶有大批士绅加入义和团，“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这又是何故？在“庚子事变”之前，直隶一直习惯于“官治”，社会自治的力量远比东南薄弱，士绅阶层缺乏组织社会自治的文化自觉。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在拳民的冲击下脱序，一旦脱序又难以自我修复。而且，与更早接触外来文化的东南诸省相比，直隶一带的士绅普遍有着强烈的“仇教排外”文化心理，“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指义和团运动）”（《庚子西狩丛谈》）。直隶士绅领导的社会自治事业，要等到“庚子事变”后的清末新政期间，才获得较大发展。

　　而在东南地区，自洋务运动以来，一个庞大的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社会自治领导者——士绅-绅商群体已经发育成熟。这个群体既得东南地区深厚的文化传统所滋养，保留着传统士绅关怀社会的公共精神；也受沿海城市得风气之先的文明熏陶，对西来的现代文明持开放态度，他们是东南地区最重要的理性力量。东南地区尽管也爆发过多起“教案”，并且有士绅台前幕后参与进去，但毕竟不致如义和团运动那般失控。

　　“东南互保”绝不仅仅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主意，更有东南地区士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推动

　　当清廷、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北方交战之时，一批江南士绅、绅商在上海发起成立救济善会、济急善局、协济善会等公益组织，发动社会捐款，筹集物资，延请洋医、华医，赈济、救助从北方逃亡南下的难民，又派轮船前往天津接运“被难官商”。上海的工商行会也举行集会，商讨一旦上海市场受战乱波及，当如何自救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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