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怎么回事(2)

2017-06-30 11:28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大部分知青的父母，是当时中国社会中的“贱民”，而这些知青本人，实际是作为城市“垃圾”被抛到农村去的。可想而知，在“阶级斗争”的口号越来越甚嚣尘上的农村，他们的处境一般都很艰难。返回城市的愿望自然也越来越强烈。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似乎使他们得到了宣泄诉求的机会。1966年11月，福建省崇安县某农场知青邱学锋，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向中央要求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这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一些地方的场队干部不甘心引火烧身，转而拿软弱可欺的下乡知青开刀。下乡知青返城“造反”风潮随之涌起。不过，大多数知青迫不及待地要求造反，还与他们时时关注的“户口”有关。返城知青集中抨击“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显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而全国性知青组织羽翼渐丰，又预示着这股破坏性力量益发难以控制。而且，知识青年要户口，要工作，加重了城市经济的压力，也为逐年增加的待业人口提供了决策者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反面榜样。实际上，有关“造反有理”的号召，是讲给那些奉旨“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听的，至于下乡知青为维护个人权力所进行的抗争很快就以失败告终，也就不足为奇了。

疯狂的年代照样可以编织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由此，1967年1月18日《文汇报》和5月4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重要社论，系统阐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突出强调了它在三大革命、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方面的重大作用。

从此，这项旨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的事业结合起来的重大措施，被进一步曲解为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运动。

知青运动的高潮

(1967-1976年)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勃然兴起，打断了上山下乡活动的正常进程。11月，河南省郑州市一批中学毕业生抵达西藏高原军垦农场安家落户，北京市900余名知识青年赴山西华北农垦兵团参加农业生产。这成为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活动的尾声。以后将近一年里，动乱迅速波及全国城乡，各级党政机构几近瘫痪，已无法着手知青下乡的动员和组织。

1967年秋，北京市的红卫兵主动申请到边疆插队落户，从而拉开了“文革”10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将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泄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1966年夏季，随着“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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