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澳门第一贪欧文龙案(2)

邝锦钧认为，相关制度透明度不够，让澳门廉署比香港廉署缺乏社会参与。譬如，1998年立法会通过、2003年修改的《收益及财产利益的声明与公众监察》法律，又称《阳光法》，规定所有公务员须在入职90日内提交个人和配偶的财产报告给公署或终审法院。但这个《阳光法》，并没有把一切放在阳光下。像欧文龙这样的官员，申报的材料是以密封式信封呈交终审法院，任何人士包括终审法院也不能拆阅信封内容，而且官员只有就任和离任的时候需要申报，不需要随时更新。这样既不能让公众监督官员，也失去了申报的预警与防范的作用。

被掣肘的立法

在澳门，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工作存在众多主客观制约。立法会议员提出的提案或修订法案，要由不少于9名议员签署；议员行使提案权时，如果涉及特区政府政策，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许可。而特区政府对四方面事项享有专属提案权：立法会选举法、公共收入和支出、政治体制和政府运作。吴国昌认为，这些规定让议员的提案权受到掣肘。

有评论者指出，澳门立法会在制度建设功能上严重不足。比如在一年一度的政府施政报告辩答会上，议员们通常不是就澳门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宏观层面提出意见和进行辩论，而是提出一些个案性的问题要求特首响应；令重大的议题被迫草草收场或被搁置讨论，结果重大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在未尽完善的情况下即获通过，或迟迟不能通过，令政府的施政因制度的缺失和法律的滞后而漏洞百出，影响行政效率，并给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对比香港立法会80%议员是大学以上学历，偏重法律界的独立专业人士阵容，澳门立法会29位议员有8位议员学历在大专以下，职业也偏重商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澳门的贫富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草根阶级质疑他们自己在公共决策中缺乏代言人。

在澳门立法会的12名选民直接选举的议员中，没有一名职业背景是律师，而另外两组(特首委任议员7人和间接选举议员10名)各只有一名律师。这种状况在选举政治中并不多见，考虑到立法会是基本法规定的唯一合法的立法机构，其缺乏法律专业人士必然影响立法会的功能发挥。2006年到2007年的会期，澳门特区立法会通过的立法只有6条，而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则有20条。

在第二届(2001-2005)立法会，27个议员的议程前发言共有143次，其中占10席的直选议员的发言占总数的82%；全体议员的书面质询及口头质询共141次，其中直选议员占总数的98%。甚至，有5位议员的议程前发言与质询次数为零。有一位议员对记者解释：官方委任的议员很少发言，是因为他们与政府另有沟通渠道。

经济结构也可能影响立法会的运作。目前直选得票最高的社团为16961票，而在澳门，一家博彩公司员工数目就可能上万。在过去的几届选举中，都有过对“贿选”的质疑。

媒体守望失范

“澳门单一的经济规模，未能培养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吴国昌说。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林玉凤则反思媒体的角色：“欧文龙事件之前，媒体没有任何预警，这个事件是澳门传媒社会守望功能不足的总爆发。”

林玉凤指出，“澳门媒体不够独立，经济不多元也许是主因。”在香港，报纸有足够大而多元的广告市场来保证媒体的独立性。而在澳门，报纸的财务来源主要是两个：赌场和政府广告。

此外，从澳葡时代开始，政府有资助传媒的传统做法。澳门回归后，基本上延续前澳葡政府的新闻政策，由行政长官颁发批示，以“协助媒体提高竞争力”的名义，对报社提供资助，每月1万到5万不等。无论是前任澳葡政府，还是现在的特区政府，虽然对报社提供资助，但并不干预报社的采编业务。然而对于基层的编辑记者，都知道“界限”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