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的简介 王淦昌的成就(4)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世界各国报纸纷纷刊登了关于这个发现的详细报道，王淦昌本人更是受到了苏联科学界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又是派画家给他画像，又是写文章赞颂他的才华，美丽的姑娘也被派到了他的身旁……

金钱、荣誉，都未能使王淦昌久留异国他乡。当时，国内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使王淦昌魂牵梦萦的是国内的形势。一天，他独自一人走出了杜布纳核子研究所所在地的森林，乘火车到了莫斯科，直奔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找到一位负责人，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了10万卢布，说：“这是我在国外工作期间节省下的钱，请使馆收下，转交给祖国和人民吧。”

那位负责人听了迟疑半晌，说：“这合适吗?”

王淦昌激动地对使馆负责人说：“请收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游子在外，给父母捎些家用钱，是应该的。”

从使馆出来，他独自一人走在莫斯科大街上，不禁又想起了柏林大学校园里的讥讽，想起了战火中在大后方经历的困苦生活，想起了新中国诞生时人们的喜悦和期待。他喃喃自语说：“新中国啊，我不能没有你。”

不久，王淦昌便奉命回国了。回国后，一件意料不到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

一切为了“596”!

“淦昌同志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于1960年从苏联回国，次年3月调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简称九院)副院长。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和新型炸药研制，以及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方面，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基本上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技术关键。”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在《王淦昌论文选集》中的这些评价是不过分的。严济慈在该书的序言中还说：“淦昌同志一直十分重视核武器研制中的基础研究工作，早在1962年，他就领导开展了新兴的脉冲χ射线技术的研究，用于测量瞬时压缩度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建成了大型强流脉冲电子加速器。”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毁约停援后，中国的核工业建设进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当时，国际上有人认为，苏联毁约停援，是对中国核工业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以后中国将处于核技术的真空状态，再过几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国内有些人也信心不足。为了打破霸权主义的核讹诈，造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弹”，为了让人们记住苏联撕毁协议的日子，中国前核工业部负责人刘杰，提出把原子弹的研制工程命名为“596工程”。一时间，一切为了“596”，成了全国一致的行动。

原子弹研制是一项涉及多种学科、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技人员通力协作。苏联毁约以后，王淦昌二话没说，告别了妻子儿女，打起背包，穿起布衣服，化名“王京”，三天之内便奉命到核武器研究院报到了。

“失踪”之后的王淦昌在四年时间里，时而奔走在长城内外的荒山野岭，时而到茫茫的戈壁滩风餐露宿，在凛冽的寒风里，在炎炎烈日下，他和参加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人们，历尽艰辛，利用极为简陋的条件，从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金属物理和弹体弹道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在荒凉的戈壁滩，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平均海拔3200米，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0.4度，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王淦昌等人，喝的是煮不沸的水，吃的是夹生饭；粮食、副食供应不足的时候，他们就打骆驼草子，开荒种地，打猎捕鱼，千方百计地补充主副食品。1968年，王淦昌与朱光亚、郭永怀三位科学家准备一起去基地，他和朱光亚因为临时有事未能成行，郭永怀因飞机在北京机场上空失事而遇难。听到这个消息，人们十分震惊，设想如果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同乘那架飞机，中国的核科学事业将是一种怎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