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李宗仁简介(4)

　　这本书是李宗仁先生一生的事业中最完备的记录，也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是其个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岁月，始制造出本书中许多惊人的故事。我则用了将近六年的光阴——平生治学生产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阴——才把它用中、英文记录下来。

　　本书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借助翻译之用。按照李氏与原资助单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订的合约和撰述计划，是在本书英文版发行之后，始能加以整理、润色，然后以中文版面世的。总之，本书自动议磋商到付梓发行历时逾二十年的一系列过程中，它嵌在作者个人生命史上的痕迹，是苦是甜，也是终生不灭的。它能以这种形式出版，也可说是“执笔人”的一部“发愤之作”。

李宗仁回国

　　1963年夏，李宗仁在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采访时坦言：“我不是共产党，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她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1964年2月，中法建交。李宗仁于2月12日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效法戴高乐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以期奠定东亚和平。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十来年李宗仁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质的转变，由长期坚持反共立场转到心系祖国，渴望祖国统一富强。促使他转变思想的原因，一是他内心固有的爱国情感，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还有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

　　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百业兴旺，前途一片光明。当年1月，周恩来在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鼓励海外知识分子为国家建设和统一作出贡献。2月，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此时居住在香港的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的程思远先生流露出有返回祖国的意向。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回到首都北京，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见。周恩来对程思远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希望海外知识分子要充分了解祖国发展的情况，我们国家是大有可为的。谈到李宗仁时，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去年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怀着兴奋的心情把回国经过写信告诉了李宗仁，并转达了周恩来的话，这在李宗仁的内心中激起了难以平静的波澜。1957年秋，程思远的女儿程月如去美国留学，每逢周末，她都到李宗仁家做客。见到自己旧部的女儿，李宗仁十分愉快。他写信给程思远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不久，李又写信给程说他保存着一些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实际上是在试探中共对他的态度。当程思远1959年国庆期间第二次到北京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几年来李宗仁的动态。周恩来说：“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忱，要向国家捐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叶落归根的意愿，希望他到欧洲先同你谈谈，然后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