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之死背后隐藏的秘密

父亲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与上海各界许多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他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我也耳濡目染，与很多名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例如中国文坛巨匠巴金。我们家住在武康路117号时，与住在武康路113号上的巴金家仅有二三十米，我经常在路上与巴老不期而遇。其他在上海的著名艺术家，如京剧泰斗、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等，也都是我十分敬仰的大家。

“文革”中，与上海各级领导干部一样，各界知名人士也成了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的重点对象，几乎无人幸免，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仅以巴金、周信芳和贺绿汀三位大家的受难经历，来揭露这些知名人士在“文革”所遭受的深重劫难。

周信芳从7岁就登台演戏，艺名“麒麟童”，青少年时代便饮誉大江南北。他一生中演过近六百出戏，创作、改编了两三百出戏，成功创造了一大批经典的戏剧人物形象。他主演的《打渔杀家》、《徐策跑城》、《追韩信》、《乌龙院》、《四进士》等剧目，成为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从五十年代起，周信芳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等职务。1959年，年届64岁的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同年，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之托，主演并导演了倡导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京剧《海瑞上疏》，在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与观众见面，引起了轰动。

周信芳及夫人裘丽琳在三十年代曾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他们对当时化名为“蓝苹”的江青其人，有相当的了解。从1963年起，以“文化旗手”自居的江青到沪搞“文艺革命”，其中《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是她主抓的两出样板戏。周信芳对江青从不阿谀奉承，对她到处插手“摘桃子”、窃取别人创作成果的行径也十分看不惯。在创作“样板戏”方面，周信芳给江青提了不少意见。例如，他不赞成在每出戏里都给主要演员安排很多大段唱腔。1965年，江青下令上海京剧院停下锣鼓，单打一地搞这两出“样板戏”。身为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周信芳严正提出本院编排两出现代戏的排练时间过长，“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睚眦必报的江青对周信芳恨之入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信芳的历史不清楚，又说自己不愿意与他这样的人坐在一起。1964年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经周总理亲自提议而担任了大会顾问的周信芳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早年对京剧革命作出过的一些尝试。这篇文章拿到张春桥那里，没想到他面孔一板，把文章往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地说：“你也来抢头功！”这正好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跟着江青鞍前马后搞“文艺革命”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刊出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点了《海瑞上疏》的名。随后，张春桥窜到上海京剧院，借讨论《智取威虎山》为名，当众讨伐周信芳，说《海瑞上疏》中的雨伞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1966年2月12日，在江青、张春桥的指使下，解放日报刊登署名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把《海瑞上疏》说成是“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诬称《海瑞上疏》“尽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5月26日，张春桥又指使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的文章，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公开点名批判周信芳。这三篇文章把周信芳抛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周信芳压来，他被责令交待问题。6月中旬，上海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周信芳的文章，诬蔑他是“反共老手”、“京剧界的南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