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高岗女人是怎样的

赵家梁先生是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在高岗被管教期间，党中央决定他为管教组的组长。最近，我应赵先生之约，听他谈了对何祚康先生编译的《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以下称何文）的意见，现整理发表，供读者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参考。――张晓霁

首先，我认为，毛主席谈高岗事件，不必引用外国人的话，因为何先生所引用的资料是经过从中文翻译成俄文，又从俄文翻译成英文或中文，再加上作者的编辑，这中间难免发生文字上或理解上的错误。其实，从1953年夏季到1955年，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多次谈到高岗的问题。直接把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人有关高岗问题的讲话整理出来，恐怕更有意义，更有研究价值。

其次，统观何文，似乎意在告诉读者，高岗与苏联的关系确实不正常，试图用一些前苏联的资料来证明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成立。关于这个问题，可另作探讨。这里只就何文中明显与实际不符之处谈几点意见。

1，关于捷沃西安（何文译为捷沃相）访华的情况及高岗为什么要去东北。

何文引用了毛主席的话：“高岗在捷沃西安访华时想出一切办法到东北去，虽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事实上，高岗不仅与捷沃西安会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场。”并说“在途中，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

我要说明的是：

首先，在那个时期高岗曾不止一次作为中方代表去苏联，他与苏联人接触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奇怪的，完全没有必要故意寻找机会去接触苏联人。

1953年12月中旬，苏联派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华，目的是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这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上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记得在12月17日上午，高岗与计委的两位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的问题时，他们三人都想去，争议了好久。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后来才知道，高岗坚持要去东北，的确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苏联人接触，而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他在毛主席面前为饶漱石说话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二是在毛主席离开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借此机会去沈阳向东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一些过去对少奇不利的影响。

第二，1953年12月25日一早，高岗按照原定计划陪同捷沃西安去鞍山。当天下午三点到达鞍山。同行的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一路上我没有看到尤金。

在高岗的专用车厢里，除警卫、随员和高岗自己的卧室外，还设有一个较大的会客室兼作餐厅，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都在这节专用车厢里。当天上午在车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权和李越然的陪同下来到高岗的会客室。他们谈话时，马洪和我都在场，我没有看到尤金，也没听到高岗谈论有关中共中央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多次有人来找我调查，我当时就如实写了证词。

但说一周就“安排了8个舞会”不是事实；他也不是“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高岗毕竟是党和国家。

其实，捷沃西安是苏联主管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我们三个人在场。高岗怎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什么出格的话？更何况，当时高岗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于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再去找苏联人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