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如何体现爱乡和爱国的关系：爱乡不一定爱国(3)

2017-05-17 11:47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但是，进入到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思想浩浩荡荡，“民族建国问题”首当其冲，建设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新中国的问题，摆在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人面前。同乡观念、同乡组织，以及越来越流行，以一地、一省、一族为利益共同体的做法却明显地强化，甚至拉大地方省籍族群间、地方与中央间的隔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晚清年间，基于一省或一地之利益，与清廷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矛盾冲突的情况已频频发生。太平天国引发的危机，极大地破坏了作为清朝中央集权主要支柱的财政与军事体制，地方督抚的权力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后，以进一步放权为基础的各种新政陆续出台，地方不仅控制了大部分厘金，而且实际掌握了军队，控制了工商厂矿与铁路的兴建。接下来的庚子之变，引发了更大的权力危机。唐才常等以“勤王”为名，志在“创造新自立国”的自立军起义；两江、湖广及两广总督等拒绝听从清廷之命，实行“东南互保”，与列强媾和，都在在反映出地方各阶层新的利益需要，正推动着南方各省迈上“准备自立变政”的道路。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地汉人对满清中央的统治及其政策已愈发不信任。因此，在海内外华人中，除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无论立宪、革命两派的志士，都有将来须仿效联邦制度的设想。”孙中山、梁启超都主张学美国或德国的联邦制，先搞地方自治。梁公开声称：欲建一“完全之国家”，理当“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

　　欧美联邦制经验，不仅对国内地方自治运动兴起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也进而刺激了以乡土情结为基础的自立思想。

　　1902年，与梁启超一道亡日的广东人欧榘甲出版了题为《新广东》的小册子，公开主张：“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称“广东人实为广东地主，则广东之政权、财权、兵权、教育权、警察权、铁路矿山权、土地所有权、森林权、海权，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以建全中国自立之起点”。1903年，留日学生杨笃生撰文《新湖南》，响应欧榘甲的《新广东》，提出：“湖南者，吾辈之家室也”“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并称：“欲新中国必新湖南”。欲新湖南，只有“独立”之一法，即应“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选独立之国会员，制定独立之宪法，组织独立之机关，扩张独立之主权”。

　　此种以省为单位，“自治”“自立”甚至“独立”的呼号、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人乡土观念、省籍情结、地方主义迅速膨胀发酵。影响到留日学生，不仅多以省籍或地方为基础结成同乡会，而且多以省籍为结合出版杂志，宣传具有地方意识的政治主张。

　　当然，与早年流亡东南亚的华侨不同，这时留日学生直接面对的是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想浪潮，他们不可能不清楚自己的国家归属，也不能无视地方与国家的互存关系。无论是欧榘甲，还是杨笃生，其实都肯定地承认说：严格省界，推动自立，根本目的还是要使全中国像日耳曼或美国那样，能够有自立之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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