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巫蛊大案和轮台罪己诏原来只是策略

汉武帝在巫蛊大案诛灭刘屈氂与李广利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如同在高潮之前打死了两只苍蝇而已。这一阶段的高潮和重点，是给卫太子刘据昭雪。当然仅仅是刘据，而不包括卫皇后及公孙氏。

掌管高祖陵寝的郎官田千秋向汉武帝呈上奏章，为太子刘据鸣冤：“您的儿子不过是玩弄了一下父亲的军队。论父子之间，罪不过是一顿鞭打，天子的儿子纵有误杀之罪，论君臣之间，也罪不至抵命。我在梦中见到一位白发老翁，他教导我要上奏此事。”

从田千秋的职位来看，就差没有说出白发老翁是高祖本尊了。从田千秋的解释来看，已经借用了儒家伦理的工具。于是汉武帝也有了台阶。他非常感动，召见了田千秋说：“父子伦理之间，外人难以插言。您阐明了其中的道理，这是高皇帝托梦给先生，请担任辅佐大臣吧。”

随后田千秋升任大鸿胪，后来被汉武帝放在了丞相的位置上。田千秋的绰号是“车千秋”，因为年纪老，受到优待，朝见可以乘坐小车入宫。他除了这一次冒死上奏之外，从后来的表现看，就是一个不说话、也不得罪人的“烂好人”。

于是我高度怀疑，掌管高祖陵寝的郎官田千秋敢借用高祖入梦去上奏，是汉武帝授意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第二拨清洗。

▲田千秋——车千秋(?—前77年)，本姓田，战国时齐国宗室后裔，其先祖于西汉初年徙居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

汉武帝下令屠江充三族，之前在太子宫中喜欢往来打小报告的黄门苏文在长安城西横门之外的横桥上被活活烧死，在湖县用兵器伤害过刘据而获封北地郡郡长的某人被屠族。

之前在卫太子案中有功封侯的五人，没什么关系的李寿坐李广利案，被诛。张福昌被盗贼刺杀。其余三位都是在前89年轮台诏书颁布后，陆续坐法的。

后元元年(前88年)夏六月，轮台诏书颁布一年后，秺侯商丘成被控巫蛊、大不敬，自杀。

同期，重合侯马通之兄、侍中仆射马何罗入宫行刺，被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擒获，伏诛。

前87年，马通(他是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的先祖)坐马何罗案，腰斩。

同年，景健坐马通案，腰斩。

参与清洗卫太子而立功封侯的五人，一个都没走脱，全部死在第二轮清洗中。

至于汉武帝留给汉昭帝的外廷人才，作为第一把手的丞相是“老油条”田千秋，始终明白自己要矮内廷一头;军事上有忠勇非凡的赵充国;经济上有出自内廷的桑弘羊。

掌管路线、把握外廷这些人的，是代表内廷的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霍光。

征和四年(前89年)，在卫太子之案昭雪之后，汉武帝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改弦更张。

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联名上奏继续轮台屯戍，并建议将西部亭障防线第四次外延，由延水上游的连城修筑至车师以西的轮台。

汉武帝这才以全国诏令的形式颁布了轮台诏书，或者说通过《轮台罪己诏》向全国人民道歉。

在这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之前，出自内廷而任职于外廷的桑弘羊是开边兴利的倡导者，新任丞相田千秋是附和者，两人都确实不知道汉武帝会借着这个机会施行改弦更张。田千秋受封富民侯，政治信号与政治意义都很明显，扩张暂时歇歇——暂时。

如同巫蛊大案的昭雪只针对卫太子刘据一人，轮台诏书的罪己也只针对汉武帝自己一人。通篇表达的是休养生息，而不是偃旗息鼓。其中提到“养马代替差役”的法令和“研究畜马”的旨意，意思也很明白，不是天下偃武崇文，是文武张弛交替而已。

纯粹出自内廷郎尉的辅政三大臣，

首先，是汉武帝一手栽培的霍去病异母弟弟霍光，对于汉武帝来说，把霍光从奉车都尉被提拔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有卫青、霍去病的血统和战功背书，对外廷军事贵族们有足够的威信;

其次，是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被提拔为车骑将军，为人忠厚，又是匈奴血统，对在长安城内外廷匈奴裔的军事贵族们有足够的威信;

最后，是骑都尉上官桀，羽林郎出身，有大宛血战的功劳，对外廷寒族良家子们有足够的威信。

这其中最懂得汉武帝意图的自然是霍光，所以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才有了霍光推出一大波文学贤良来和已经代表了外廷的桑弘羊举行盐铁论战。

▲霍光(?-前68年)，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西汉权臣、政治家，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大司马霍去病异母弟，汉昭帝皇后上官氏外祖父，汉宣帝皇后霍成君之父。

虽然文学贤良们的辩论是臭不可闻，但霍光无疑是借助这些舆论来完成他所理解的刹车，那也是汉武帝交给他的使命。

至于桑弘羊，他仅仅是保持着客观而已。

他知道开边和兴利是血脉相连的，不用农战扩张开边，则也谈不上贸易兴利。

在这场论战中，丞相田千秋避席而走。

虽然他和桑弘羊的利益捆绑极其紧密，但终于还是很配合内廷的工作。

倒是出了内廷的桑弘羊和上官桀想法多了，结果丧命于次年的权争之中。

也是从汉昭帝一朝开始，大司马大将军这个内廷推出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职位占据了显赫的位置。

最初由宫廷侍中走出去的卫青任大将军一职，实际地位已经在丞相、太尉及御史大夫这三公之上了。后来又把太尉改名为大司马，加在卫青大将军的头衔之上，更加名至实归。

当然大司马大将军必须加领尚书事，才可掌军政大权，霍光辅政的头衔便也是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原来九卿之一的掌管北军的中尉，被改名为执金吾。在增设三辅和北军扩充的过程中，先后被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以及掌兵八校尉稀释了大部分权力。这些都尉、校尉基本都是出自期门、羽林和侍中这三类郎官之中。有了汉武帝的这番改造，从而彻底完成了皇权对军权的分散配置与统一掌握。

▲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西汉第七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汉武帝在各个领域均有建树，但在位后期穷兵黩武，又造成了巫蛊之祸，为此留下负面评价。

作为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两个系统化整理军事艺术的文明之一，中国的军事机器在汉武帝时期充分吸收了战国与汉初的军事成果，又经过与匈奴硬碰硬的淬炼，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农战体系的最高水准。

而刚刚踩着迦太基人的尸体登上地中海霸主宝座的罗马寡头共和国在军事上依然秉持着步兵传统，在动员体系上则是到了恺撒及奥古斯都时代才完成了帝制切换。

汉武帝留下的这部军事机器。

在指挥系统上，汉军各部皆有旗帜、徽章和冠饰。军法严禁不同的军事单位互异或者冒用标识，相比战国时代的左军章左肩，右军章右肩，中军章胸前，上书某甲、某士之外，汉军对旗帜和徽章的区分除了使用佩戴位置之外，还有颜色区分，左军青、右军白、前军赤，以此区别行列，便于指挥。

在训练系统上，不参加日常规定训练科目的士卒是不得从征的，选练包括孙子、吴起兵法的列阵演练，从走队开始练起;随后根据专业各自训练骑术、御术、弓射和五兵;之后演练诸兵种协同，不仅仅是骑步车三大军种，步卒中的甲士、蹶张(弩手)、射士(弓手)、迹射士及轻兵等兵种也有配合之法;最后才是侦察侯望、烽火信号、角抵投石等特殊军事技能训练。

在军法系统上，出自韩信手笔的西汉军法以严厉著称，虽然没有传世，但出土汉简与史载之中还是有些零散记录的。失期，斩。不至期，斩。逃亡、奔北、沮败、领兵而损失过多、谎报军情，斩。迷路，斩。擅离职守、擅自退却，斩。行军逗留、逃亡畏懦，斩。虚报军功、军人争功，弃市。同时配有军正为执法者，中央南北军和将军幕府中也有常设军正，却不属将军所辖，两千石以下官吏违法可直接处决，将军犯法亦可上报皇帝裁决。

这三项最重要的军事组织要素，西方人在罗马秩序崩溃后，又过了1000多年，才通过不断杀伐的军事复兴实践，把它们又重新捡了回来，并运用于新的技术兵器之上。虽然那是许久之后的事情了，不过世间的道理是从来不会变化的。

▲西汉(前202年—8年12月)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十二帝，享国二百一十年，又称前汉，与东汉统称为汉朝。

两汉在汉武帝之后的大司马大将军总是由外戚出任的原因也很简单。

同姓宗室可以封王，但不可以掌军，因为这些刘氏如果一旦反叛，便既有了血统旗帜，又有了军事实力。

而外姓豪族可以封侯，但不可以掌军，因为这些毫无瓜葛的姓氏可以竖起天命旗帜，毫无顾忌地反叛。

相比之下，外戚是夹在中间最好的选择，既要依附皇帝发迹，又被外廷妒忌而得不到广泛支持，所以在行政体系粗放型的汉朝，这是一种最优选择。

到了新的既得利益圈子形成后，金日磾已死，霍光用政治手段铲除了上官桀，连带拔除了桑弘羊，但在果断废立之后，也终于把汉武帝的曾孙、卫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己扶上了王座，即汉宣帝。

后来汉宣帝拔除霍氏的手法与汉武帝拔除卫氏的手法一样果断、决绝。

这也是汉宣帝为什么要看着崇尚文学和贤良的汉元帝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所谓汉家天下霸道、王道杂糅的制度，正是融合了前人的实践经验，秦法、周礼并用罢了。

总之，在后元元年(前88年)，内廷、外廷一切安排妥当的汉武帝，最后还带走了他年轻貌美的钩戈夫人赵婕妤。既然把王位给了不过8岁的刘弗陵，汉武帝觉得等到这位娃娃皇帝长大后，天下无论如何可以渡过六七四十二的厄运了，那么最危险的时间段就是娃娃还没懂事之前了，于是确实也犯了罪过的赵婕妤在狱中被处决。

终于彻底安排好了的汉武帝闲坐的时候，问左右：“外面对我处决赵婕妤有什么看法?”

左右说：“人们不明白，儿子当太子，为什么处决他的母亲?”

汉武帝说：“你们这些小字辈的笨蛋啊，不可能懂得其中的道理。”

前87年，自知快要到站的汉武帝和高祖一样，药也不吃了，病也不看了。二月，汉武帝刘彻驾崩，在位55年，享年71岁。

汉武大帝留下的舞台如果文艺地总结一下，就是六个字：汉人、汉使、汉军。如果精确地统计一下，终汉武一朝，所封侯爵八十九人，将军为侯者五十三人，匈奴、乌桓及西域归附者封侯二十九人，占了全部数量的92%，只有七人是外戚或承袭父爵。

玉门关下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一件木制七面觚上，抄录了一篇一百三十三字的诏书：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不复起。谨视皇天之笥，加曾朕在，善禺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汜，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身毋久。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学者多有认为这可能是汉武遗诏，我也相信这个推测。

理由有四：

第一，从训话口吻和赋体水平粗粗看去，非一代雄主而不能;

第二，与之和《史记》中所载元狩六年(前117年)的三王制诏对比，赋的文风极为一致而训话之责任更重;

第三，其中言及赋敛、逢教、胡亥等事，也契合汉武晚年的自身政治思考;

但最重要的还是第四点，“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以及“人固当死，慎毋敢佞”的大气魄抒情，与汉武泛楼船赋《秋风辞》之时表达的情绪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无奈但豁达的感悟，在两汉皇帝中也只有高祖和汉武达到了。

除了武功之外，文化起飞也始自汉武。

汉武留下的大树，乘凉的更是几代之后的晚辈。魂兮汉武，仅此而已。再多的评论，我已没有资格，所以略叙大帝几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