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忧公主为什么刺杀狂王泥靡？解密刘解忧杀夫之谜

史料对解忧公主主谋刺杀泥靡的事件背景及其动因没有详细交代，仅有短短几句交代：“狂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一男鴟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汉使卫司马魏合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苦，易诛也。”意思说，狂王泥靡娶了解忧公主，生下一个男孩，名鴟靡。狂王与公主不和，又暴虐，失掉民心。汉朝派卫司马魏合意、副侯任昌送侍子到乌孙，公主说了狂王为乌孙人所不满之事，并说很容易除掉。于是，他们设谋在酒会上派人用剑刺杀狂王。剑未砍准，狂王受伤，上马逃走。

“暴恶失众”，说明狂王泥靡在位多年推行暴政不得人心，“狂王为乌孙所患苦”，说明乌孙人对狂王很不满，都很忧患乌孙的前途和命运。仔细咀嚼这段话的含义，忧患乌孙前途和命运的还包括亲汉派以外别有野心的人，亦即乌孙各种派别势力的人都在忧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思考各自的命运和出路。结合《汉书.西域传下.乌孙传》所记载的后事，刺杀事件前后乌孙政局的急剧演变，可以推定出以下几点：

1.狂王泥靡推行暴政已经失掉民心。狂王的倒行逆施，众叛亲离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采取行动翦除他的时机已经成熟。

2.乌孙当时最大的三股势力：一是以解忧公主及其子女为核心的亲汉派，二是以狂王泥靡父子为核心的亲匈奴派，三是翁归靡与胡妇所生之子乌就屠为核心的中间派。

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是翁归靡临终前主导下，乌孙与汉朝两国共同订立的和亲盟约，元贵靡是两国既定的王位继承人。泥靡及其儿子细沈瘦，以及泥靡的生母须卜兰，都是乌孙内部亲匈奴派的代表人物核心人物，泥靡即位后的幕僚自然也会有一些别有野心伺机而动的重量级人物。乌就屠是翁归靡的长子，也是乌孙王储之一，不仅在乌孙王廷官居高位，其部属也应有相当大的势力。解忧公主主谋的刺杀事件失败后，乌就屠趁机袭杀泥靡，自立为王，割据一方，与元贵靡分庭抗礼，足可见证乌就屠的野心和实力。同时也反证狂王泥靡政权的脆弱性，反证泥靡推行暴政众叛亲离的必然后果。

3.解忧公主主谋设局刺杀泥靡的事件性质，史料没有明确其性质，功过是非众说纷纭。

从泥靡即位【前60】到刺杀事件【前54年】六年间，史料没有汉朝与乌孙的任何往来记载，可见汉朝对泥靡即位后，采取的是顺其自然，静观时局变化的对策。对照泥靡受伤后汉廷采取的一系列对策，不难看出汉廷对解忧公主主谋的刺杀事件是肯定的，也即翦除狂王泥靡符合汉朝的根本利益，符合乌汉和亲联盟的大政方略，也符合乌孙统一稳定发展的国家利益。

4.从汉廷先后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领军进驻敦煌，准备随时讨伐乌就屠，派遣常惠将军率领三校尉在乌孙国都赤谷城附近屯田，都是审时度势，力求扶持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掌控乌孙政局，尽快结束乌孙内乱。而形势的发展却使汉朝进退两难，最终采取了将乌孙分疆而治的处理，自此，乌孙分裂为大小昆弥。

史料没有详细交代狂王泥靡的具体政治举措或施政趋向，因而很多人揣测刺杀事件的主要动因是解忧公主与狂王泥靡感情失和，甚至是解忧公主感情失宠，为了自己儿女争夺王权而谋害亲夫。如此推测判定刺杀事件的性质，无疑成为解忧公主一生的最大污点，也必然导出乌孙内乱、乌孙分裂的罪魁祸首就是解忧公主。因而有关解忧公主的评述或故事，都将刺杀事件归咎于解忧公主为了私利蛮干一手造成的，凡此种种，屡见不鲜。

笔者梳理相关史料，粗略将解忧公主主谋的刺杀事件动因及其性质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泥靡即位撕毁了乌孙和汉朝两国先前约定，但已既成事实，汉廷也不能武力干涉乌孙内政，只得顺其自然，静待时机。

元康二年(前64)，乌孙昆弥通过常惠上书宣帝说：“愿以汉朝的外孙元贵靡为王位继承人，让他也娶汉公主，结为两重姻亲，断绝与匈奴的关系。”汉宣帝很赞赏乌孙前不久配合汉朝反击匈奴所立大功，自信乌孙很难断绝已建立的婚亲关系，就遣使者到乌孙，先迎取聘礼。乌孙昆弥和太子、左右大将、都尉都派出入组成三百余人的使团，到汉朝迎接少公主。宣帝就以解忧公主的侄女相夫为公主，设置官属、宫女等一百余人，住在上林苑中，学乌孙语。宣帝亲自到平乐观，会见匈奴使者和外国君长，大演角抵之戏和音乐、歌舞，然后遣送相夫公主出嫁乌孙。使长罗侯光禄大夫常惠辅佐，持节为使的有四人，送少公主到敦煌。还未出边塞，就听说乌孙昆弥翁归靡已死，乌孙贵人按照岑陬生前之约，立岑陬之子泥靡为昆弥，号狂王。

神爵二年(前60)，翁归靡猝死和泥靡即位，标志着匈奴人与汉朝争夺乌孙藩属国宗主权战略步骤的成功翻盘，翁归靡在位时乌孙和汉朝共同约定的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没能登上乌孙王位，汉朝也召回了已经到达敦煌的相夫公主，翁归靡既定的乌汉和亲叛离匈奴的遗愿因此破灭，元贵靡与既定的汉公主和亲大婚也因此流产，表面上乌孙还未背叛汉朝投靠匈奴，但却倒退到猎骄靡和军须靡时期“持两端”的游离格局，乌孙王位被亲匈奴派占据，局势对汉朝极为不利。泥靡即位本不是汉朝所愿，却已既成事实，汉廷也不能武力干涉乌孙内政，只得顺其自然，静待时机。

2.解忧公主是乌孙与汉朝和亲联盟的代表，也是汉武帝经营西域思想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汉宣帝时期汉朝，特别是本始二年【前71】乌孙和汉朝联军联合打击下，匈奴一蹶不振，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基本消除，因而在汉廷高层权贵中，大都认为乌汉和亲联盟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御史大夫萧望之更是明确表示，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四十余年，与乌孙王夫妻恩爱并不亲密，汉朝边境也没有得到安宁，乌汉和亲联盟的作用并不明显，因而一再坚决反对乌汉和亲。翁归靡猝死，泥靡即位，汉朝极为被动，在萧望之的主导下，汉朝召回了已经出塞的相夫公主。汉廷权贵的国策转向，对解忧公主来说，无异于过河拆桥，甚至是釜底抽薪。泥靡即位后六年间，汉廷对乌孙几乎懒得过问。解忧公主只能苦苦硬撑，想依靠汉朝改变泥靡执政，事实上已无可能。

3.从刺杀事件发生之前，汉朝派遣使者护送解忧公主在京入质的儿子回国，可以推定出是解忧公主上书汉廷提出的请求，汉朝使者护送解忧公主儿子大乐回国，兼有考察乌孙新政的意图，同时也说明解忧公主感到了严重的现实威胁，解忧向汉廷索要质子大乐回国，也是不甘坐以待毙的前期准备。

4.从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汉廷的对策和态度看，先有一个事发突然，情况不明下作出的安抚泥靡的过渡性应对，和后来知晓真相后坚定支持解忧公主的明显变化。

解忧公主给汉宣帝的上书史料没有交代其内容，给后人评述留下很大猜想空间，也给小说创作留下很大虚构空间。笔者认为，总体上解忧公主主谋的刺杀设局是力挽狂澜，维护乌汉和亲联盟，遏制乌孙倒退为匈奴藩属国的义举。刺杀泥靡虽未成功，丝毫不影响其正义和积极的性质。

事实上，刺杀设局未能成功，狂王泥靡出逃后，其子细沈瘦领兵，将解忧公主和汉朝特使围困在赤谷城中。数月后，西域都护郑吉征发乌孙附近各国兵马前往救援，细沈瘦只得撤兵。随后，汉廷先后派出多批使者前往乌孙安抚泥靡，逮捕了参与刺杀事件的汉朝特使魏和意、任昌，押回长安后斩首，汉廷还派专人调查刺杀泥靡的事件起因和真相。期间解忧公主拒不认罪，受到车骑将军长史张翁的辱骂虐待，解忧公主上书汉宣帝，其后，张翁回到长安被处死，副使季都也因没有乘便诛杀狂王泥靡，受到宫刑惩治。尽管刺杀计划没有成功，汉廷采取的一系列后续对策，充分说明汉廷对解忧公主主谋刺杀狂王泥靡的计划是肯定，否则首当其冲的就是解忧公主罪不容赦。

5.刺杀泥靡符合汉宣帝“推亡固存，信威蛮夷”的民族关系思想。

史学界学者崔明德所著《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归纳了汉宣帝的一些诏书，认为“推亡固存，信威北夷”是汉宣帝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这个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

《汉书.宣帝纪》记载，本始二年(前72)五月，夏五月，诏曰：“朕以渺(渺)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

地节二年(前68)，汉宣帝亲理政事，三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

地节四年(前66年)，西域都护府成立，汉朝赋予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等西域三十六国的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之，不可者诛伐之。”《汉书.郑吉传》记载，汉宣帝称赞郑吉的功劳，颁布诏书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吉于是中西或则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

《汉书.西域传下.乌孙传》记载，在狂王被刺受伤出逃时，翁归靡和匈奴公主所生的儿子乌就屠与诸翮侯也逃到乌孙赤谷城以北的天山中，扬言说他的外婆家匈奴的军队就要来啦，所以很多人都归附于他。后来他攻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一万五千人进驻敦煌，派人测量地形，打井开渠，准备运粮建仓，讨伐乌就屠。

上述史实都是汉宣帝民族关系思想的实证。

6.翦除泥靡的刺杀设局，是解忧公主大义灭亲，力王狂澜的义举，此举是汉朝想做而不能做的果断举措。

从刺杀事件的历史效应看，符合汉宣帝“推亡固存.信威蛮夷”的思想，并得到汉宣帝的大力支持。车骑将军长史张翁在查办刺杀事件一案中，对解忧公主肆意侮辱打骂，张翁回到长安，也被汉宣帝处死，汉朝副使季都另外率人专程到北山为狂王泥靡医治养伤。季都返回长安时，狂王率十余骑士送他。季都回到长安，因知道狂王有罪应当斩首，但未能乘便除掉狂王，受宫刑，都是有力实证。

严格来说，乌孙没有归属汉朝之前，还不是汉朝的藩属国。就算乌孙成了汉朝的藩属国，依然拥有王位和官制的自主权，不可能纳入汉朝官吏的管理体制，乌孙王的更替以及乌孙王庭高级官员，汉朝无权罢免、调动，按照汉律采取法律手段处置，也行不通。武力干涉乌孙内政，有悖于汉朝信威蛮夷的民族关系思想，汉朝与乌孙兵戈相见，正所谓“师出无名”，这是汉朝对泥靡即位采取顺其自然态度的根本原因。

纵观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汉朝处理西域各国关系的应对举措，可列出四种形式：

一是正视西域具体国情，区别对待，慎重处事。比如猎骄靡想把细君公主嫁给自己的孙子，细君公主上书汉武帝请求回国，汉武帝回复“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 再如汉朝讨伐大宛战争期间，汉武帝通告乌孙派兵配合攻打大宛，乌孙权贵阳奉阴违，出兵不参战，汉武帝思虑再三，没有追究乌孙人的罪责。再如楼兰王已经降属汉朝，并且纳贡。匈奴得知后发兵攻打楼兰，楼兰王只好分别向匈奴和汉朝派送儿子做人质。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期间，匈奴骑士借助楼兰的帮助，阻截汉朝使者，负责殿后的军正任文捕得俘虏，向汉武帝报告了上述军情，汉武帝命令任文从小路率兵出击，逮捕了楼兰王，押回汉宫问责，楼兰王如实回答：“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人居汉地。”汉武帝认为楼兰王说话很直爽，也确实有两难，就派人把楼兰王送回国。

二是出兵讨伐骑墙派的楼兰王，适时举国迁徙，驻军屯田，实现长治久安。如汉武帝时期派遣赵破奴和王恢出奇兵，武力迫使车师、楼兰二国归附汉朝。再如汉昭帝时期，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派遣傅介子出使西域，利用宴会时机斩杀楼兰王。汉朝另立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赐宫女为他的夫人，送他回国。后来又应楼兰王的请求，把楼兰国人举国迁徙，派出汉军屯田依循，以镇慑安抚之，彻底解除了楼兰王和国人的后顾之忧。

三是避其锋芒，移民分治，迁居国王，架空实权，适时增兵，屯田护卫。

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匈奴与汉朝反复争夺西域门户车师国。汉朝派遣侍郎郑吉和校尉司马熹领军常住渠犁屯田，积聚粮食，准备进攻车师。匈奴也派出重兵驻军屯田车师国，车师王乌贵在汉朝与匈奴激烈争夺战中难以自保，只得抛弃妻子儿女，流亡乌孙国。

郑吉派兵把乌贵的妻子儿女接到渠犁国安置下来，随后报告汉宣帝。汉宣帝命令他返回渠犁和车师屯田，广积粮谷，安抚西域各国，准备打击匈奴。郑吉奉命把车师王乌贵的妻子女儿都送往长安定居，赏赐优厚，每逢朝会各国首领，炫耀车师王的一家丰厚待遇，汉宣帝显示汉朝对亲汉派君王亲眷的呵护和厚待。匈奴单于派出重兵与汉朝激烈争夺车师国，郑吉的屯田部队寡不敌众，无法抵挡匈奴的侵袭，被围困在车师国都交河城。郑吉上书汉宣帝说：“车师到渠犁一千余里，中间隔着河山，北边靠匈奴太近，汉兵在渠犁国来不及救援车师，希望增加在西域的屯田部队。”汉廷经过激烈争论，有的认为车师距离汉朝太远，花费太大，与匈奴争夺得不偿失，主张放弃与匈奴争夺西域，主动撤出汉朝在车师的屯田部队。汉宣帝派遣常惠率领张掖、酒泉二郡的骑兵，到车师以北出兵扬威，逼迫匈奴撤出围困交河城的大军，顺利解围交河城。郑吉返回渠犁，用三校尉屯田渠犁、车师、焉耆，把车师王太子军宿立为车师王，并把车师国的民众迁到渠犁，只把车师原有的国土留给匈奴，随后又把前车师王乌贵接到长安，与亲眷团圆定居。

神爵二年【前60】，匈奴王庭内乱，日逐王先贤禅处境险恶，派人与西域都护郑吉秘密联系，求助汉军接应他的部属叛离匈奴归降汉朝，郑吉征发渠犁、龟兹等各国兵马五万人迎接日逐王降汉，击败车师国军队，攻破车师后国王庭兜訾城，威震西域，其后，汉朝任命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总领车师以西的丝路北道。汉元帝时，又在车师国设置戊己校尉，分驻高昌和交河屯田驻守。

四是威德并行，分化瓦解，罢兵屯田，不战自破西羌反叛同盟。

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汉朝时有先零、广汉等十几个部落，散居于今四川北部、甘肃西部及青海一带。汉兴时，散布于陇西和长城以西，河湟地带的羌族部落都臣服匈奴。汉武帝在河西设置郡县以后，西羌和北匈奴被南北隔绝，不得交通，因此匈奴与西羌相互勾结对付汉朝已经特别困难了。但从历史上看，匈奴人一直想和羌人联合，共同打击汉朝。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羌发生反叛，与汉朝对抗五、六年才被平定。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不利，兵败后率领十余万人投降匈奴，西羌先零派遣使臣出使匈奴，匈奴则派人到小月氏，煽动诸羌首领反叛汉朝，共同对付汉朝，并许诺羌人，在夺取张掖、酒泉后，把张掖和酒泉划给羌人。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匈奴在乌孙和汉朝联合打击下，元气大伤，更加怨恨乌孙。匈奴多次派出使者出使西域尉犁、危须诸国，随后又派遣使臣联络羌人，南抵属国，与先零来往，图谋反叛汉朝。

元康三年(前63年)，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羌族部落。先零羌首领杨玉请求朝廷允许他们渡过湟水(黄河上游支流，位于青海省东部)游牧。义渠安国便奏请朝廷答应其所求。赵充国分析羌人有诈，便向皇帝上书说安国“奉使不敬，引寇生心”。于是宣帝召回了义渠安国，又表示拒绝羌人的要求，但是先零羌不肯罢休，联合本族各部落，强渡湟水，占据了汉朝边郡地区，郡县无力禁止。二百多位羌族部落酋长会盟“解仇交质”(消除冤仇，交换人质，订立攻守同盟条约)。在匈奴的鼓动下，一方面，先零主动与羌族别种罕、开消除积怨，解仇结约，结为同盟，另一方面，羌侯和小月氏种酋长狼何派遣使者到匈奴借兵，计划攻打鄯善和敦煌，切断汉朝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通道。

神爵元年【前61】，西羌反叛，汉朝调发三辅各郡、京师各官署所判在保释期间劳役的犯人，以及应受征召的骑士、羽林孤儿、胡越等地的骑士，以及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等十一个郡的材官【步兵】、骑兵部队，羌族骑兵，集中到金城【今兰州附近】，夏四月，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进击西羌。两月后，汉宣帝又增派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赵、许两将军合力攻打西羌。

这场评判西羌叛乱的战事历经一年多。此战完胜的经验，就是赵充国给汉宣帝的上书中所陈述的几点民族关系思想：

1. 以史为鉴，洞察秋毫，预言先零与诸羌“解仇结约”的苗头，势必联合匈奴反叛汉朝。

2. 威德并行，贵谋而贱战。所谓威德并行，就是用兵威和恩德两种手段使少数民族臣服于中原王朝。他强调“德”比“威”更加重要，居于首位。他认为“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慎。”在他看来，立即动武并非解决民族纠纷的明智选择，“不战而自破”则是一种良策。因为“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因此，即使必须动武，也应“先计而后战”，“贵谋而贱战”。

3. 分化瓦解诸羌同盟的有效手段。

在羌族各部落中，先零羌最为顽固，一些弱小的部落如罕、开等部，都是在先零羌的胁迫之下与汉朝为敌的，先零谋反之初，罕、开部首领靡当儿曾派其弟雕库来见西部都尉，陈述其本不愿反的立场，但恰遇部分罕、开部落的人参与了反叛，西部都尉便将雕库扣留。

在赵充国看来，汉朝出兵先零以后，如果罕、开能够表示悔过并有改悔的实际行动，就赦免他们的罪过，同时选择平信比较好的并且熟悉他们情况的官吏予以“捬循和辑”，这是“全师保胜安边之册”。

因此，赵充国一方面采取“以威信招降罕、开”，并捐弃罕开的蒙昧之过，同时释放了被金城西部都尉扣作人质的罕、开部落首领雕库，并当面抚慰说：“大军只杀有罪的人，你本无罪，我就放你回去，望你转告各部，速与叛乱者断绝关系，以免自取灭亡。现在天子有诏，对于参与反叛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协助官军逮捕斩杀叛匪的人，都一律免罪，凡能捕杀一个有罪的大贵族赏钱四十万，中等豪绅十五万，小富豪二万，壮年男子三千。”雕库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唯命是从，而后返回部落。另一方面，首先对先零动武，以敲打罕、开，如果能够消灭先零，那么，“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赵充国的策略就是以攻心为上，通过安抚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打破其部落间的联盟，等到他们只剩少数顽固分子时再出兵歼灭。他先带兵到了先零，去的辉煌战绩，然后到达罕地，命令军队不得焚烧罕羌的住所，不得破坏他们的牧地。罕羌闻此消息，都高兴的说，汉军果然不攻击我们。此外，赵充国还尽可能的满足罕羌首领靡忘的要求，果然不出所料，罕羌“竟不烦兵而下”。

4. 罢兵屯田，以逸待劳，令敌土崩瓦解不战自破。

赵充国再给汉宣帝的奏章中说：“羌人的习俗虽不同于汉朝礼仪之国，然而希望能避免灾祸，保护自己的利益，爱护亲戚，害怕死亡，却是和我们一样。如今敌人失去肥美草原，苦于寄居他乡，远离故土，骨肉离心，人人怀有背叛的心意，这时英明的君主如果班师撤兵，留下一万人就地屯田，这是顺应天时，利用地利，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即使敌人没有立即被消灭，战争也将会在一年内结束。”

赵充国平叛西羌的谋略得到了汉宣帝和丞相魏相的全力支持，他的民族关系的思想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神爵二年【前60】秋，先零羌的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杀先零大豪酋犹非和杨玉，其他诸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赵充国在湟中地区所推行的屯田，不到一年就有31200羌人前来降服，赵充国宣布“择旅而还”。

乌孙的情况更为特殊。乌孙与汉朝和亲联盟四海皆知，乌孙又是西域最大的国家，几代乌孙王奉行“持两端”国策，汉朝不满意，也不能操之过急。翁归靡时期乌孙国势强盛，解忧公主的威望空前，然而，翁归靡与汉朝结为重亲，叛离匈奴的遗愿因相夫公主出嫁迁延多年而夭折了。

在泥靡尚未“易帜背汉”，即没有公开与汉朝断绝关系，事实上投靠匈奴之前，汉廷很难有所作为，西域都护也没有任何理由出兵讨伐，派人秘密诛杀泥靡更加不妥，那样做只能授人以柄，只能适得其反，反而把乌孙推向匈奴怀抱，半个多世纪以来乌孙与汉朝和亲联盟的功业必将毁于一旦。因此，翦除泥靡，唯有解忧公主同意并参与主谋最为有利。

不难设想，刺杀计划成功了，汉朝可以名正言顺的扶持解忧公主长子元贵靡即位乌孙昆莫，适时公布狂王泥靡的罪行，必能得到乌孙人的拥护。就算有部分亲匈奴派闹事对抗，乌孙王廷和汉朝可以联手诛伐，轻而易举的平息骚乱。问题是刺杀计划失败了，并且出现了以泥靡父子、解忧母子，乌就屠父子为核心的三大势力“三足鼎立”的割据局面。刺杀计划虽然是解忧公主主谋，汉朝使者参与配合，汉朝感到难辞其咎，只有拿参与刺杀计划的汉朝使者当替罪羊，并派出使者携带贵重礼物以及御医等，安抚狂王泥靡。汉廷这样做也是情势所迫不得已，先稳住泥靡父子，再找时机酌情解决乌孙内乱。

事情的发展是，汉朝使者张遵和张翁、季都等人都没有正确领会汉廷的意图，错误的理解为汉廷继续执行扶持狂王泥靡的对策。此即清代学者徐松的一种解说。徐松说：“解忧公主和汉朝特使魏和意谋杀狂王泥靡，就是汉廷的本意，只不过让他多活一阵，把罪责推给魏和意罢了。张翁、季都二人的获罪，都是没领会汉廷的策略用意。”

随后的形势变化更是出乎汉廷意料，翦除泥靡的良机被乌就屠抓住了，他乘势袭杀泥靡，自立为乌孙王，与元贵靡分庭抗礼，给解忧公主和汉廷出了又一道难题。乌就屠四处扬言说他外婆家的匈奴军队就要来帮他了，搞得乌孙人心惶惶，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归附于他。汉廷命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进驻敦煌，开渠运粮减仓，准备讨伐乌就屠，另外还派遣常惠将军率领第三校尉在赤谷城屯田，镇扶解忧公主母子。汉廷同样面临战争与和平的两难选择。

7. 将主谋刺杀计划的动因概括为解忧公主“感情失宠”是不恰当、不确切的表述

“感情失宠”一语很难涵盖解忧和泥靡夫妻感情破裂的内涵。和亲公主的婚姻本是政治婚姻，不能简单以平民的夫妻感情去衡量受宠或失宠，花甲之年的解忧公主再嫁泥靡，政治婚姻的特性更加鲜明。《汉书.西域传下乌孙传》所言“狂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一男鴟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众。”史料所言“不与主和”显然不仅仅是说夫妻感情，而包括政见不和和夫妻感情不和两方面。解忧公主和狂王泥靡感情破裂的焦点最大可能是因为乌孙王储的分歧。按照翁归靡在世时的遗愿，应立他和解忧所生的长子元贵靡为太子，泥靡即位阻滞了元贵靡即位，并且和解忧公主又生一个儿子鴟靡，而泥靡和匈奴公主所生的儿子细沈瘦早已成年，从鴟靡的名字看，本身就带有乌孙王号的寓意，因此可以断定，泥靡的生母须卜兰和长孙细沈瘦，以及亲匈奴派必定急于立细沈瘦为太子，而解忧公主以及亲汉派必然坚决反对，这就是乌孙王廷政治斗争的焦点问题。

其次，在乌孙高层重要人事变动以及对外政策的去向，也都是解忧和泥靡政见不合的热点问题。在解忧公主和狂王泥靡之间，夫妻感情必然和维护乌汉和亲联盟及其政治走向密不可分。

再次，泥靡身为乌孙王，妃子众多，按照乌孙习俗，连王宫侍女和女仆都可以成为国王随心所欲的性奴，故而，泥靡对待解忧公主不存在“宠”和“失宠”质的变化。对泥靡而言，解忧的容颜和年龄都不重要，不过是男人的一件附属品，一块阶段性的政治平衡的砝码，更多的女人可以给他欢乐，只是她们缺乏一个解忧所拥有的汉公主的特殊身份。狂王初即位，屁股尚未坐稳的局势下，过继解忧是他唯一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斗争的延伸，解忧公主的高贵身份，解忧公主参政主政的特权，解忧公主子女身居乌孙王廷高位，都会成为狂王泥靡以及亲匈奴派实现政治图谋急待逾越的障碍。

狂王与解忧的不和，必然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相互利用相互制衡的平衡打破了，政治斗争的白热化必然导致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对年近古稀的解忧公主而言，生理上的夫妻生活日趋淡薄，夫妻名分只是劲敌双方维系政治平衡的晴雨表。只要政治斗争的平衡还能保持，解忧公主也不会为感情失宠而策划一场鸿门宴刺杀亲夫。夫妻感情与和亲大业相比，孰轻孰重，解忧绝对分得清，拿捏得很准。一旦相互利用相互制衡的平衡被打破，彼此之间就是你死我活的殊死对决。

8. 刺杀泥靡的鸿门宴计划时机选择适当，计划失败另当别论。

“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动而忧患不生。”——【西汉.杨雄】

防患于未然，将国家危难和边患遏制在萌芽之中，这种民族关系的思想同样适用于乌孙。假设泥靡父子先期得手，解忧母子及其幕僚被泥靡父子拘禁，结果必然是对 “一锅端”，如果泥靡父子的阴谋得逞既成事实，汉廷出兵讨伐更为被动，且于事无补。从泥靡和诸多乌孙翮侯都应邀赴宴来看，当时解忧公主和狂王泥靡尚未撕破脸皮公开对峙，汉朝使者护送解忧之子回国，无论酒宴的名义是为汉朝使者接风洗尘，还是答谢汉朝使者护送解忧之子回国，泥靡都没有理由拒绝赴宴。何况解忧小儿子大乐回国，官复原职左大将顺理成章，泥靡和乌孙权贵都不能无动于衷，礼节上也都必须到场。只要计划周密，翦除泥靡轻而易举。汉朝使者傅介子斩杀楼兰王以及匈奴使者，东汉时期的班超父子更是将这种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

刺杀泥靡的计划最终失败，显然有意外情况出现干扰了行刺武士的行动。从泥靡、乌就屠以及赴宴的许多乌孙翮侯都在那场混乱中仓皇夺路出逃看，酒宴的地点极有可能在狂王泥靡的牙帐，而不在赤谷城内解忧公主常居的汉宫。刺杀的目标主要是狂王泥靡及其护卫，乌就屠和赴宴的乌孙翮侯都不明真相，也在情理之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刺杀计划的保密性出了问题，而是应对意外突变的应急方案存在疏漏。刺杀计划失败，因操作失误，汉廷只有拿参与刺杀计划的汉朝使者作替罪羊来糊弄泥靡，不说息事宁人，权宜之计的面子文章也不得不做。

刺杀狂王泥靡的设局计划定性的关键，不在于成功与否，而在于泥靡该不该杀，在于刺杀泥靡的计划出发点是维护乌汉联盟，遏制泥靡背离汉朝的政治转向，还是为了夫妻之间情感摩擦蛮干胡来以泄私愤。从汉朝使者魏和意、任昌二人都支持解忧公主提议的刺杀狂王计划推断，绝不是后者情形。如果解忧公主仅仅是因感情失宠以泄私愤，完全可以选择更隐蔽的场合刺杀泥靡，且选择更容易得手，可见鸿门宴设局的地点和场合的精心选择，都是为了利用汉朝使者在场趁其不备翦除泥靡，一锤定音扭转乌孙时局。

刺杀计划失败后，汉廷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更加充分反证解忧公主主谋刺杀狂王计划的性质是大义灭亲，是时不可待的力挽狂澜。就其时机把握点而言，解忧公主刺杀泥靡的时机和背景，可与“粉碎四人帮”的时机把握相似。政治斗争的博弈，从古至今都是成功和失败的风险共存，以失败论英雄的观点不可取。以失败推定解忧公主是乌孙内乱和分裂的罪魁祸首，是形而上学的谬论，以感情失宠推测解忧公主刺杀泥靡的动因，不但割裂了乌孙的政治背景，更是对解忧公主和泥靡政治婚姻基本特性的无视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