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遭厄运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他根据1953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以后几年人口增长的情况，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同年，在29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10个县进行普查，另有35个县只查一区、两镇、58个乡、9个村，共有3018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但是，从1953年以后的社会情况考虑，人民生活改善，结婚人数增加，孕妇产妇和婴儿得到福利照顾，老年人死亡率降低，国内秩序安定，以及人们思想上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残余影响等等，马寅初先生估计“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以6亿为基数，每年以千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认为这样增长下去是太可观，太快了。因而，马寅初先生认为，为了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加速资金积累。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该降低消费比例，这就必须把人口控制起来。同时，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扩大轻工业原料的来源，提高粮食的消费水平，以及为促进科学研究事业，他认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应控制人口。

马寅初先生在做了以上各点的分析说明以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建议在1958年至迟在1963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5年中或这10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中，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二)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如果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以上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

尽管现在来看“新人口论”在理论的周密和深度上以及对问题的阐述上，还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甚至某些不确切的地方，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重读“新人口论”，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现实意义。如果从那时起，能像今天这样真正地重视这个问题，能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本着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本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来宣传它，恐怕20多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不至有这么快，困难也不至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遗憾的是，那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对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却大加指责，大加批判，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

当时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一顶帽子是：马尔萨斯主义。根据是：“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不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分析人口问题，而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性欲、数量、质量、生殖率，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它谈论了人口的质量问题；谈论了人口和粮食的关系问题；等等。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二顶帽子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人口论”中说：“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950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又说：“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7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今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1200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马寅初先生认为，这就难免发生副作用。因为，“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三顶帽子是：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由于理论宣传片面，实际措施不力，致使我国人口迅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