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抗战牺牲将领：刘震东(2)

2018-05-23 17:42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1933年5月，以冯玉祥、吉鸿昌为首;在察哈尔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刘震东同邓文、李忠义等人当即给冯玉祥发出了贺电，率部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并立刻听命投入收复失地战斗。同盟军被蒋介石强行解散后，刘震东任军委会北平分会训练委员会办公厅中将主任。

　　1935年冬，刘震东随张学良去西安供职，任西北总司令部中将参议兼“督剿”专员。西安事变后，任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参议兼总务处少将代处长。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如潘汉年、车向忱等人。

　　西安事变时，刘震东是调解人，他奔走和平成了当时报纸的大标题。事变后，张学良被扣，他情绪消沉，常在家中写字、作画、学俄语。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刘震东心系国家安危、坐卧不安，致电何应钦请战，何不作答，遂挂冠经直到南京当局请缨抗日，在刘的多次坚决请求下，终被派到第五战区(驻徐州)李宗仁将军麾下听调，任命他为第五战区高参兼第二路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只拨给少量的手雷、饭盒，人员自己募集。为了抗日，刘毅然地担当起了这一重任，立即在徐州张榜招募兵员，并迅速派人到沂南老家招兵和筹集军饷。为此，他还给许多亲友写信求助，其中一封家信中写到：“没有国，就没有家，国难当头，先国后家。”为了抗日要“毁家纾国难”。同时致函给其三弟震亚(当时在西安)，令他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派政工干部到第二路游击队工作。他写信给董必武要求派政工干部的信，在“文革”之前还展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故址中。经过两个来月的积极筹划，这支游击队发展到四百余人。

　　在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纵队的成员中，有来自前五十一军少校参谋王再天(中共地下党员)有来自平、津的学生(内有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杨士法、萧方洲、李向群、刘及武等人，有来自各界的进步人士徐眉生、彭畏三、耿光波、路雨亭等人，有来自胶东、鲁北、鲁南和苏北等地的群众武装。以上几部分人员是游击队的基本力量。但他们的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多数缺乏实战经验。另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的散兵以及当地的青红帮。大家为了抗日这一大目标，保卫自己的家乡，汇集到一起来了。刘为指挥这样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而感到自豪和兴奋。“游击队刘司令”的名字从此也就“威名远震”了。

　　1938年初，该游击队从徐州等地汇集到江苏的新安镇(今新沂)经过短期整训以后就向山东进发。刘震东偕同政治部副主任徐眉生和有关人员，先期到达鲁东南的莒县。对当地的土顽进行了清理和收编，为后续部队扫平了道路，对部队给养和人员扩充又作了一番工作，同时对当地政府进行了争取工作，莒县县长许树声及他所领导的县大队，从开始不排斥、刁难刘震东，到后来也未公开干预，游击队司令部就驻扎在县政府的西邻。

　　当时抗日游击队曾派青年师生徐子干、李福生等二十余人分赴下乡宣传抗日，后来这些人多数成为抗日骨干。

　　游击队要打仗，还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在第五战区内军统组织对这支游击队并不放心，遂派人到该队进行监视和控制活动，由于刘震东等人与其巧妙的周旋，他们的算计未能如愿。

　　刘震东在西安任职时常与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接触，对共产党倡导的游击战术非常赞许，曾号召所部学习游击队战术。后来由于突然变化的情况，他打游击的愿望未能付诸实践。

　　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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