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氏评论报》的上海抗战记忆(6)

　　彼时，尤其是在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以后，舆论环境的恶化让报纸的生存压力倍增。从袁家刚的介绍中可以感受到那段历史的严酷：“1937年11月，中央通讯社、《立报》《民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中华日报》纷纷关闭或停刊；次月，《申报》与《大公报》亦宣布停刊。日本占领军甚至要求对两个租界内的排日、抗日言论，进行审查与取缔。由美国人经营的《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因同情中国抗战、抨击日本暴行，受到日方‘禁止邮寄’的警告。”在《密勒氏评论报》上也能找到相关报道——1938年2月19日该报详细报道了《社会夜报》的主办人蔡钓徒被日本人诱捕后，割下头颅挂在法租界电线杆上示众的案件。鲍威尔与斯诺等人都收到过亲日分子的恐吓信，并且在伪政府所要“驱逐”的新闻记者“黑名单”上名列第一。

　　“如此环境下，《密勒氏评论报》不仅没有沉默，仍继续维持正论。1938年10月《申报》在上海复刊后，大量转载《密勒氏评论报》的抗日报道，盛赞该报代表着‘公正言论’。”袁家刚介绍，这一时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在编排上颇多创设，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自1937年9月11日起，该报每期增设《淞沪会战大事记》（OutstandingEventsinthe Sino-JapaneseWaratShanghai）栏目，几乎是逐日记载上海战事的原委与经过，自10月16日起，栏目改称《中日战争大事记》（OutstandingEventsin theSino-JapaneseWar），并一直延续至1941年7月11日。这份《大事记》对于抗战研究的史料价值，当时即为人所认识并高度重视，1938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抗战丛刊》（第三辑），从报纸《大事记》中选译了大量关于沪战的内容。同年8月密勒氏评论报馆又出版了抗战一年以来《大事记》的英文单行本。淞沪会战结束不久，《密勒氏评论报》在短期内连续出版了三期与战争有关的增刊。

　　扶植正论，留存史实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密勒氏评论报》留下诸多珍贵文献，而积极地纠偏反正则为史料的去伪存真做出了贡献。在徐涛看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侵略给20世纪的亚洲各国带来不能忘却的战争灾难。然而身处其间，日本的大国崛起却取得了当时世界列强的绥靖和默许。日本政府不懈努力推行的积极的对外宣传政策，将日本打造成“现代文明”国家，而将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各国塑造成为“野蛮”之地，很对西方列强的胃口。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士很难不受其蛊惑，甚至有人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日本的侵略行径。鲍威尔和他主导的《密勒氏评论报》与之迥然有别，在彼时彼刻显得尤为珍贵。“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为了寻求真相，鲍威尔就曾派报社记者前往山东、东北等地调查日本人在这些地区的所作所为。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他几乎最早预测并报道了日本人将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意图。他还曾亲赴东北采访战事，回上海后在《密勒氏评论报》的社论中写道：‘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开始!’这在当时的舆论场中绝对可以视为独树一帜、绝无仅有。”

　　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至上海沦为“孤岛”的初期，有不少西方作家为《密勒氏评论报》撰稿，扶植正论：《出卖上海滩》的作者霍赛（Ernest O.Hauser）撰写了《英日在东南亚的对抗》；1938年采访毛泽东的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撰写了《中国的军需》；《红色中国的挑战》作者，1944年赴延安采访毛泽东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Guenther Stein）撰写了《日军想要什么？》；美国远东问题专家裴婓 （Nathaniel Peffer）撰写了《复苏中的中国》《中国战败抑或战争刚刚开始？》；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史沫特莱（AgnesSmedley）撰写了《山西伤兵——中国沉默的英雄》。除西方作家之外，报纸也刊登中国作家的英文评论，例如林语堂初载于《纽约时报》的《中国能否阻止日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密勒氏评论报》杰出的时政评论人孟长泳（C.Y.W.Meng）在此期间就英美外交政策、日本军政策略、中国全民抗战的原因与决心等问题，连续撰写了近二十篇时论，理正词直，鼓舞人心。正如袁家刚所说：“东西方怀有正义感的作家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联手构筑了抗击日本侵略的舆论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