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甲午更张内容 第一次甲午更张评价

 

　　第一次甲午更张从1894年7月27日持续到1894年12月16日。这场改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覆盖朝鲜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等。总的来说，这一次改革具有很强的进步性和自主性，但仍然处于日本的控制下，并且许多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过不少问题，导致最终改革沦为纸上谈兵。
　　第一次甲午更张内容
　　第一次甲午改革是在金弘集为首的“军国机务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军国机务处具有立法机构和行政决策机构的性质，其人员构成如下表：

 

　　正如大鸟圭介所说：“军国机务处总之就是日本派，即开化主义者的汇集机关。”但是金弘集等人并未完全倒向日本，而金嘉镇等“日本党”又被评为“半知半解的开化者”，所以日本人其实对军国机务处并不十分满意。另外第一次甲午改革名义上是在日本的“劝告”下进行的，实际上基本是军国机务处自行决定的，因为这一时期日本主要忙于甲午中日战争，无暇顾及朝鲜的内政改革。陆奥宗光曾谓：“改革朝鲜内政主要是以满足我国的利益为第一目标，只求达到这个目的，而根本没有为此牺牲我国权益之必要。而且以此次事件论之，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毕竟不过为打开日清两国间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后因事态变化，以致形成不得不由我国单独承担的局面。所以我从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重视。”日本的“不重视”，让这次改革有了相对自主的可能。
　　军国机务处在7-10月的三个月间，先后发布了208项“内政改革”法令，涉及朝鲜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改革官制，推进行政制度的近代化。军国机务处首先宣布停止使用清朝年号，改以朝鲜王朝开国纪年，即改“光绪二十年”为“开国五百三年”。然后，对停留在中世纪的中央机构进行改革，废除六曹（吏、户、礼、兵、刑、工），改为八衙门（内务、外务、军务、度支、法务、学务、农商、工务），议政府领议政改称“总理大臣”，废左议政与右议政，各衙门首长称大臣，次长称协办；将捕盗厅改为警务厅，废除义禁府，设立会计审查院，并将官员的品级由九品十八级变为11级，分为敕任官、奏任官和判任官三等，通过一系列的官制改革初步确立了近代国家体制。同时，实行宫府分离，专门设立宫内府管理宫廷事务，而政府事务归军国机务处。另外，废除科举考试，改由考核“国文、汉文、写字、算术、国内政治、外国事”来铨选官吏，并且革除了文尊武卑的惯例。
　　经济上，主要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改革，并开始实行产业化，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首先，统一国家财经，实行一元化管理。军国机务处规定全国财政和税收统归度支衙门管辖，下设9个管税司，监督全国220个税收署，这样就避免了过去王室、户曹和宣惠厅等多个机构分别收税的弊端。其次，废除实物税，改由现金交纳。实施税法，处理地方岁入事务，并设立地方银行和米谷商社，以激活商品经济。第三，统一度量衡。第四，整顿货币，实行银本位制。颁布《新式货币发行章程》，规定以旧钱“常平通宝”为价值单位，将相当于500个价值的五两银币作为本位货币，一两银币（100个价值）、二钱五分白铜币（25个价值）、五分赤铜币（5个价值）和一分黄铜币（1个价值）作为辅助货币，旧币暂时仍可使用，逐步兑换成新币。而最后一项措施是最能体现日本对朝鲜的干涉和渗透的。因为当时朝鲜还无法大规模铸造新式货币，在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的指示下，军国机务处允许日币和新币混合使用。这就使日元在朝鲜的流通范围由通商口岸扩大到朝鲜全境，从而威胁朝鲜的经济安全。而实行银本位制亦包含了将朝鲜经济纳入日本金融体系之内的意图。
　　社会生活上，开始触动封建旧习俗和封建等级制度，逐步引入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包括废除缘坐法，废止公私奴婢法，严禁贩卖人口，革除庶孽禁锢法，不分贵贱登用人才，简化朝服，改革养子制度，禁止早婚（男子20岁、女子16岁），允许寡妇改嫁，严惩贪官污吏，改善贱民待遇，准许官员退休后经商等等。值得提出的是，第一次甲午改革期间还曾规定：“法律、敕令总以国文为本，汉文附译，或混用国汉文”，即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而将朝鲜文（国文）和汉文混合使用。时人黄玹也记载道：“是时京中官报及外道文移，皆真谚相错，以缀字句，盖效日本文法也。我国方言古称华文曰真书，称训民正音曰谚文，故统称‘真谚’。及甲午后，趋时务者盛推谚文曰国文，别真书以外之曰汉文。于是‘国汉文’三字遂成方言，而‘真谚’之称泯焉。其狂佻者倡汉文当废之论，然势格而止”，这是朝鲜文字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甲午更张评价
　　第一次甲午改革总体来说是具有鲜明的进步性的，而且自主性也相对较强。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次在日本的阴影下实施的改革，而且改革措施本身或是实施力度都很不彻底。政治改革虽然涉及到限制王权，却没有地方制的改革，经济改革反而有利于日本的经济侵略，军事改革更是只字未提。就实施力度而言，由于当时南部处于东学党控制，北部又是中日酣战的战场，所以改革法令的实施范围很小，正如当时一名军国机务处官员金允植所言，“朝令不行于十里外”。加之兴宣大院君内心厌恶日本人及亲日开化派，并不支持改革。他让自己的孙子李埈镕任内务协办兼亲军统卫使，处处与军国机务处抢夺权力，甚至在1894年10月31日派人暗杀了法务协办金鹤羽。大鸟圭介曾报告说：“7月23日后两三周间，朝鲜新政府表面上多少施行改革，但尔后有一方以大院君及其孙、另一方为亲日派之两派相争。从而朝鲜官吏以朋党之争与拙劣之诡计为事，而不施行必要之改革。”对外，大院君秘密联络平壤清军，又暗令东学党起兵反日。他在通过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转达清军将领的信函中写道：“现今宗社安危一时为急，日望天师（指清军）之东援。顷闻大队陆续出来，此诚再造之秋也。伏乞上天厚助，保我宗社殿宫，廓清奸党附日卖国之徒，极出眉急，血祝血祝。”又在给东学党下的密旨中说：“尔等自先王朝化中遗民，不忘先王之恩德，而至今尚存。在朝者尽附彼里（指日本），内无一人相议，茕茕独坐，仰天号哭而已。方今倭寇犯阙，祸及宗社，命在朝夕，事机到此，尔若不来，迫头祸患，是若奈何？”足见大院君对日本人和主导改革的开化派的敌视乃至仇视。除了朝中大院君一派的掣肘，广大老百姓也认为军国机务处是“倭党”，在日本的指令下进行改革，因此普遍抵制改革法令，许多改革措施沦为一纸空文，以至于被讥为“纸上改革”。但第一次甲午改革作为开化派主导的资产阶级改革，仍然对朝鲜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