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战火中推进经济学中国化（2）(2)

　　抗战胜利后，关梦觉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经济规律的研究，先后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关梦觉是一位经济学家，更是一位爱国主义战士。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把经济理论研究与革命事业紧密结合，以文字为武器，揭露日寇侵略行为本质，打击敌人，提振了全民族抗日信心。

　　何廉、方显廷

　　战火中推进经济学中国化

　　1936年，我作为第二届研究生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此结识了何廉、方显廷两位老师。

　　何廉和方显廷两位先生自学生时代就结为莫逆之交，都以拳拳报国之心从海外学成归来，共同致力于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何先生长于领导、设计和组织，方先生擅长调查研究和教学。在南开，何先生是经济研究所所长，方先生是研究主任和执行所长，配合极为默契。他们以“经济学中国化”为指导方针，结合中国实际，撰写了大量论著，以“南开指数”和中国工业化系列调查研究等成就而享誉国内外。同时，他们还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招收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为我国经济学教育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前，南开经济研究所和燕京大学、协和医院、金陵大学联合建立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廉任会长。当时招收的第一、二届研究生学科门类分为合作、土地制度、土地行政、地方行政、地方财政(第二届增加经济史)，目的是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我们第二届研究生共招了9人，入学后赶上欢送何先生去南京政府就职，但他仍担任所长，由方先生任代理所长。我们入学后，天津到处是日本兵，天空日军飞机轰鸣，已经习以为常。临近暑假，一天方先生忽然对我们说，“只要我有饭吃，你们就有饭吃”，我们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七七事变”爆发，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其时我和几位同学正在外地考察。我们去南京见何先生，他说既已出来，就继续考察。

　　1938年春，南开大学仍无复学消息。迫于生计，我到湖南省民政厅工作。工作不到两个月，就接到方先生发来的三封电报，一封发到我家，一封发到湖南辰谿刘君煌(经济研究所第一届同学)家，一封发到民政厅，告知我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已迁至贵阳并更名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由方先生主持协进会业务，邀我前去工作。1939年，由于贵阳遭到日寇大轰炸，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工作无法继续，方先生与何先生商定，将南开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校内，继续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恢复招收研究生。抗战期间，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各地合作单位的实践调查均无法按原计划进行，方先生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动态，将研究生的主要学习和研究方向调整为经济理论与货币问题。他1941年到1943年赴美访学期间，从国外大量搜集西方刚刚兴起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著作并迅速纳入教学课程。

　　1944年1月，方先生重返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职，同时应何先生之邀，担任中央设计局研究部主任，受命主持编制《(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第一期国家经济建设总方案物资建设五年计划草案 (提要)》，到1945年底完成。这两项成果集中展现了他们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构想。抗战期间，南开与清华、北大在昆明共建西南联合大学，惟独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是便于何先生管理之故。经济研究所从1939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到1948年共招11届，培养研究生59人，研究方向分为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国际经济、货币银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经济统计、经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