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芷江受降的湘报记者严怪愚与冯英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湘西边陲小县芷江也沉浸在狂欢中。晚8时，航空第9总站无线电区台报务员刘道民与另外3名战友下班后，便迫不及待地走上街头，加入狂欢的队伍。“当我们赶到街上时，地上的爆竹灰至少已有两尺厚了。”刘道民老人回忆起当天的情景，眼神里仍难掩兴奋的光芒，“我们4个人当天在街上可威风啦，因为我们抬着机场的发报机和扩音器，大街小巷到处跑，反复地播放着电台的广播。”

　　“那天下午，大街上忽然传来异乎寻常的嘈杂声，我连忙往外跑。”当天正在县城采写稿件的昆明美国新闻处访员(记者)张彦回忆说，一跨出大门他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发疯似地又唱又跳，嘴里高声地喊着“日本投降了”;互不认识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手尽情地跳啊、唱啊、走啊;路旁摆杂货摊的、水果摊的，举起双手吆喝，请大家“随便吃”……

　　刘道民和他的战友在街上“疯狂”了一夜。几天后，当他们再回到机场上班时，另一个好消息已散播开来―――谈判受降的地点已确定为芷江。8月21日的洽降会，又成为芷江人的狂欢。当年的芷江师范学生夏海滋说，那一天为了能看到洽降飞机着陆后的盛况，他和几个同学爬上芷江师范校园的大树上远眺飞机场:“只见1架、2架、3架，数不清的飞机陆续起飞，然后两架编成一组，环绕芷江的天际飞行。”接着，和《宁远日报》的记者易君左一样，他看到了彩虹，“远方的天空还有晴朗的一角，阳光下西方的米公山头，奇怪的是，还有雨，可是在东方的云幕上出现一道七色彩虹。”

　　身为陆军总长的何应钦为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阵容，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随同前往。8月20日，新6军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的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重庆飞来运输机4架，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行人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亦同时到达。

　　8.21受降现场，记者云集，莹光闪闪，人头攒动，她(他)们用镜头笔头记录下辉煌而庄严的历史时刻。令人费解地是报业大省湖南各报社仅有两位记者出席，他们不是来自近在咫尺的《芷江民报》、《春秋晚报》，而是来自辰溪的《中国晨报》社的严怪愚和冯英子。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田汉等一大批名流来到大湘西，提倡“文化下乡、文化入伍。到农村去，到前线去!”繁荣了当时文化出版事业。各县国民党政府办有民报，《芷江民报》1928年创办，抗战中已由8开改为4开大报日报。其它团体还有《抗战日报》《前卫日报》《中国晨报》等，多达百家，全省更达千余家。为什么湖南报界除《中国晨报》社外，没有任何一家派记者前来，是官方的旨意?还是其它原因?不得而知。但《中国晨报》社的严怪愚和冯英子亲临这伟大胜利时刻，却绝非偶然。

　　严怪愚是湖南省邵东九龙岭严家桥人。他的启蒙老师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受贺老师革命思想的熏陶，16岁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其文风犀利，笔挟风雷，性格刚正耿直，成为与范长江齐名的全国八大名记者之一;尤其是他第一个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丑闻，其胆魄令后人敬佩;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后任《力报》总编辑。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