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在拉萨举行(3)

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克珠杰·格勒巴桑，即一世班禅，年长根敦朱巴六岁，且早拜师八年，对创立格鲁派有杰出贡献，因此连同宗喀巴及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甲曹杰被藏族宗教界合称为“师徒三尊”。1645年，固始汗（清王朝驻西藏地方首领）赠予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是班禅名号的正式开端。其前三世班禅是追认的。四世班禅圆寂后，后藏托布加溪卡的一位幼童被认定是他的转世灵童。这样，格鲁派又建立起一个班禅活佛系统。1713年，清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须由中央政府册封方得以确认，也成为一项定制。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取得了与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平等的宗教地位。

活佛转世系统形成后，经过一系列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以“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在历史上，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存在着诸多弊端，转世活佛往往是由“吹忠”（即护法喇嘛）作法降神祷问指定。于是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之风盛行，转世灵童多出自王公贵族之家或出自族属姻娅，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乘机操纵了宗教大权。更为甚者，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借故要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失败后竟勾引廓尔喀入侵后藏，危及国家、百姓安全。面对大活佛转世灵童最后认定中的这些弊端，清高宗接受西藏地方僧俗界“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在派遣官兵击退廓尔喀入侵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1793年乾隆帝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至此，“金瓶掣签”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金瓶掣签制度确认了班禅转世灵童的产生办法，即按宗教仪轨，由有关寺院和地方政府寻访灵童，再对访到的众灵童逐一筛选，被确定下来的灵童人选的灵异情况等禀报皇帝，请求准予“金瓶掣签”认定。皇帝恩准后方可择日在释迦牟尼像前由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转世灵童。而后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请求任命。皇帝批准后，由中央政府派大员前往看视并主持坐床大典。“金瓶掣签”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王朝为“整治流弊”、“护卫黄教”使活佛转世制度得到必要的整顿而制定的“万世遵循”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制度。它符合宗教仪轨，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同时还有助于杜绝营私作假的流弊、弘扬正法、避免纷争。

“金瓶掣签”制度一经颁布即得到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呼图克图、僧众的衷心拥护。1792年金本巴瓶制成送往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表达了对清中央政府的感激之情，他说：“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赍送，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转世者）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正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也称“此次钦差大人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惟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对中央政府的册封，九世班禅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表达感激之情：“蒙大总统加封至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十世班禅大师更是“金瓶掣签”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他在圆寂前四天曾言及“我想到在世尊释迦牟尼跟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灵童）是最好的”，体现了大师继承祖制、坚持“金瓶掣签”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