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爷爷、一位抗战黄埔军人的家国情怀(2)

　　爷爷被任命为该师骑兵团上校团长。东北军将士原以为和日本侵略者血战雪耻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然而，轰轰烈烈的“热河保卫战”却因为旧军阀将领汤玉麟贪生怕死的汉奸行为而功亏一篑。张学良被迫下野而出国考察。

　　9月初，爷爷奉命赴庐山军官训练团第3期受训。也就在他聆听蒋总统“攘外必先安内”的训诫时，接到了来自老家的消息：家中矿产被日本人攫取，老父亲愤然带领哥哥卢广铎及数百名矿工和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哥哥战死。面对着国破家亡，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不能驰骋疆场，驱逐外寇，为国雪恨，为家报仇，情何以堪？而眼前的这些中国军人，却在接受着绞杀自己同胞的命令。1934年9月27日，爷爷带着满腔的悲愤和遗憾离开了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5年8月，爷爷再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骑兵训练班学习深造。他在默默地积蓄着杀敌的本领和力量。

　　1936年2月，爷爷从骑兵训练班结业后赶赴西安。此时张学良已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爷爷回到部队后，被东北军人要求抗战、打回老家去的氛围感染，上书力谏国民政府团结抗日。旋即被解除军职，改任西北“剿匪”总部军械组上校主任。

　　1931年到1936年，是爷爷作为一名军人最为痛苦、愤懑而又彷徨的时期。

　　铁血抗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战的局面初步形成。爷爷被恢复军职，任命为49军（由张学良卫队师独立105师扩编而成，下辖105和109两个师）105师315旅上校副旅长，并于1937年夏再度奉调庐山受训。就在他受训期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华北岌岌可危。８月中下旬，日军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天津失守，静海失守，马厂失守，青县失守，庐山上每天战报不断。８月２５日早晨，杀敌心切的爷爷终于等到训练团团长陈诚点到卢广伟的名字。命其即刻返回部队，率部从南阳移师河北沧州姚官屯一线，保卫津浦铁路与运河沿线。

　　此时，离爷爷上一次参加长城抗战已经过去了四年，他终于等来了洗雪国辱家仇的时刻。从此开始了他抗战八年的悲壮历程。

　　1937年8月，爷爷率部在河北姚官屯阻击从北平、天津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军，激战数日。东北军将士在强敌面前毫无惧色，以死相拼，105师伤亡惨重。但他们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当时，从被击毙的日军指挥官小林大尉身上缴获了一本日记，其中有“圣战以来首遇劲敌”的记述。

　　1937年10月，爷爷率部赶往上海，在淞沪会战的末期11月2日参战，据守南翔以南的徐家桥界碑桥一线阵地。为延长阻击时间，105师主动出击，利用敌军转换调整兵力之际，向日军发起攻击，展开巷战，逐屋争夺，几度肉搏。经过一天一夜拼死厮杀，将正面之敌击退，把阵地“推进至桃宝、范家庄、江桥一线”，顽强据守至11月13日。爷爷率领将士冲锋在前，身负重伤，其手下626团团长顾惠全壮烈牺牲，该团1营几尽拼光。东北军抗战报国、一雪前耻的激情是难以想象的。

　　1938年6月，爷爷率部参加武汉会战，作为江防部队扼守香口、香山一线阵地，予敌重创。此役他再次负伤。因功嘉奖，由315旅上校副旅长擢升为该旅少将旅长。

　　1939年，爷爷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奉命与友军在修水南岸阻击日军101、106师团进攻南昌。

　　据摄制组采访搜集的史料记载，1939年3月，日军为渡过修水南下攻占南昌，于20日下午4时30分，日军第6炮兵旅团集结230多门轻重火炮向修水南岸猛烈轰击，中国守军前沿阵地多被摧毁。19时20分，日军向国军第105师、第76师、第142师阵地突施近万枚红一号毒气筒和5000发毒气弹，3000个烟幕弹。我前沿3个营守军将士无一幸存。随后，日军依靠毒气战一路推进，同时日本航空兵投入战斗，坦克部队搭浮桥渡河，向西强攻第105师315旅防区五谷岭。五谷岭属于修水南岸唯一的一个制高点，是105师的防务中枢。而此时315旅据守五谷岭的630团1营官兵由于缺乏防毒设备，自少校营长刘纯仁以下几乎全部殉国，前沿阵地被日军攻占。当爷爷接到630团团附赵本初打来的电话，告知五谷岭阵地失守的消息后，深感责任重大，对630团丧失阵地倍感耻辱。21日凌晨两点，他主动向师长王铁汉请命，亲率629团兵发五谷岭，趁日军立足未稳，击退敌人，“完不成任务，愿受军法从事”。经过请示战区司令部，决定派爷爷带领629团和友军76师一个团前去夺回五谷岭阵地。然而等到部队出击的时间，76师参加任务的那个团已经不知去向了。爷爷无奈，只好带领他手下唯一的629团孤军出发了。夜色漆黑，阴雨绵绵，爷爷和629团团长于泽霖率领全团将士趁着暗夜摸上五谷岭，用手榴弹和刺刀与日军短兵相接，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击退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