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第二节（1）(2)

　　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3人;选出的包括边区正、副主席在内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7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当选的共产党委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

　　由于1941年选举中有一些县和乡的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超过了1/3，因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6日发出了《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不合于“三三制”的要通过共产党员退出，由党外人士增补的办法进行调整，随后又于9月1日发出《关于发动普遍的乡市改选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这次改选乡议员彻底实行“三三制”。到1942年底，“三三制”在边区已经彻底实现。

　　1943年，陕甘宁边区在全面检查边区落实“三三制”政策时，着重于“三三制”政权的巩固工作。

　　1943年3月，边区政府提出了“巩固三三制”的口号，并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在制度上作出了一些必要规定，以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为了贯彻“三三制”政策，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7月至10月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选举建政运动。在抗日和民主的旗帜下，边区97个县1500万人民普遍动员起来，参加区、县、边区的三级选举，平均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1%。这次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县议会和边区参议会，以及边区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这次选举中基本上贯彻了中共中央“三三制”的精神，非党人士的比例大幅度增加。据统计：5个专区19个县的924个县议员中，共产党员的比重下降至55.3%，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44.7%。在一些县份差不多完全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如完县、建屏、唐县、定襄等县的县议员中，非党人士分别达到65.8%、64%、60.3%和63.63%; 4个专区13个县4749个区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重占47.84%，其他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52.16%。

　　1940年民主大选后，晋察冀边区的县、村两级基本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脖全了民意和行政机关。但是，由于频繁的战争，边区最高政权机关中尚未来得及全面贯彻“三三制”原则。

　　1943年1月15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圆满解决了这一遗留问题，使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推选的参议员具有广泛代表性。这些与会的288名参议员中，因日军“扫荡”、封锁，冀中、冀东等斗争残酷地区的代表较少。但从北岳区来的240名代表中，党外人士100余人，占近50%，比1940年选出的非党代表人数增加2倍多，比例增加近30%。在所有代表中，共产党党务工作者占14.2%，国民党党务人员占3.8%，政府人员占13.5%，军界代表占6.6%，民运领袖占12.8%，商界和文教界领袖占1.4%，少数民族代表占3.1%，妇女代表占5.6%，地主士绅代表占17.4%，学者名流代表占18.8%。代表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的地主士绅代表及对抗战建设卓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名流的代表大大增加，两项共占代表总数的36.2%。此外，还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边区最高权力机构。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以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常设监政机构边区参议会驻会办事处，以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等。选举结果，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都是大学教授;驻会参议员办事处由7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2人，不足1/3，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占2/3以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