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父辈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艰苦历程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抵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据统计，从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在此期间，中国军民总共伤亡约3500万人，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的父亲李行夫、母亲曾竹恒、大姨曾子平、大舅曾昭正、小舅曾幼诚、小姨曾竹冰、姨父张振铎等，在民族存亡危若累卵的抗战期间，都是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竭尽全力报效祖国，他们用歌喉、用画笔、用钢枪投入战斗。他们虽然只是一群普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精神和业绩，同样可敬可佩可歌可泣。因为他们懂得：“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虽然位卑，但他们有“箪食瓢饮”的豁达之心;他们虽然位卑，但他们有“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他们虽然位卑，但他们有“朝闻夕死”的执著之心;他们虽然位卑，但他们更有“以身许国”的赤子之心!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古人云：“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我相信，即使作者系湖北省宣恩县财政局退休职工，曾任宣恩县作协副主席，宣恩凌云诗文学会秘书长。是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去追忆父辈及其校友、亲友和战友们在腥风血雨中艰难跋涉的历程，读者也一定能透过他们的坚实足迹看到一个个闪光点;“有麝自然香，无须大风扬”，即使我们后人不去彰美，前辈们也是善者自善，美者自美。

武汉惊现珍藏稿 杭州惠寄新版书

　　“这是星海的字。”2005年8月14日上午，武汉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莎莱拿着几张照片仔细端详，手指微微颤抖。这几张照片拍的是“冼星海手稿”，原稿珍藏于汉口我弟弟曾伏虎家中。作为“老通城”的后人，我们家与冼星海有一段特殊交往。在冼星海诞辰100周年、逝世60周年、同时也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特殊时刻，弟弟告知《武汉晚报》记者，67年来家中始终珍藏着3份冼星海手稿。2005年8月14日，晚报记

　　者将手稿拍成照片请莎莱过目，从十几岁起就师从冼星海的莎莱说：“老师的笔迹我很熟悉。”看到照片后，莎莱说：“这是他的签名，很有特点的，看到这个，我觉得很亲切。”于是《武汉晚报》于2005年8月15日在头版头条登出通栏导读标题：《“老通城”后人精心收藏67年武汉再现三份冼星海手稿》，并在第3版以整版的篇幅作了题为《“老通城”后人珍藏冼星海手稿》的详细报道。

　　这3份被珍藏了67年的手稿，其一，是冼星海从延安托人带给我父亲的《到敌人后方去》油印谱和指挥说明，冼星海在上面手写了两句话：“指挥讲座因不全，未付上，鲁艺出版部将寄上其他歌曲给您。”其二，是冼星海创作的《战时催眠曲》草稿。其三，在《战时催眠曲》草稿的反面，冼星海还写了一首《做棉衣》的曲子。

　　在冼星海的众多作品中，他本人对《战时催眠曲》和《做棉衣》是颇为肯定的。在《冼星海全集》中，可以查到他1939年入党后给党组织写的一份《履历》，其中写道：“《战时催眠曲》在社会上一般的青年及群众都喜欢。”在他写的一篇《创作杂记》中，他把《做棉衣》列为自己创作的“有历史意义的歌”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做棉衣》还曾被选入《抗战名曲100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