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0) 第十九章第二节（2）(6)

　　抗战初期，苏联支援中国抗战比较积极，为便于接受其援助，利用旧轨建设了宝(鸡)天(水)铁路。为了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动工修筑了湘桂、黔桂、滇缅、叙昆铁路的部分路段。

　　二是建设国际公路干线

　　在西北，修通长3400公里的兰新公路线，与苏联铁路线相连接，成为西北唯一的国际运输线。在西南，主要是修筑滇缅、滇越等公路。

　　其中修筑滇缅公路，1937年底动员15万民工，在改善昆明至下关段的同时，从下关延修至中缅边境的畹町，一年即完成通车。

　　三是开辟国际航线

　　抗战开始后，与美国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曾增开武汉至广州、重庆至香港航线; 1938年与苏联签订中苏通航合约，联合兴办中苏航空公司，开辟了重庆至莫斯科航线。

　　着力改善后方交通运输

　　国民政府以修筑公路为主要目标，采取改善旧路与兴建新路并举而以改善旧路为主的方针，建设交通网络。在西北，以兰州为中心，改善和新建西北各省公路干线，并与河南、湖北、四川诸省公路接通。在西南，除发挥贵阳这个西南公路中心的作用外，加强重庆与成都、贵阳、昆明、长沙等各省会公路沟通，接通西南交通线与西北交通线及国际交通线的联系。同时，为了补充公路动力的不足，对20条内河进行航道疏浚，建造浅水轮船提倡木船运输，增加水运能力，并发展水道联运和水陆联运，提高了后方运输能力。

　　动员海内外人民发展大后方运输事业

　　广大内陆地区铁道、公路运输十分落后，但民间的人畜舟车驿运却蕴藏着巨大潜力。1938年10月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力兽力之运输，以补充机械之不足”。

　　1939年交通部设立驿运管理机构，统管全国水陆驿运行政与经营业务。

　　在国际交通线、军事运输干线以及各地运输支线上，卓有成效地展开了驿运工作，尤其在短途运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1940年为例，大后方各驿运干线的货物运输总量达到3462万余吨公里，为同年大后方公路汽车运输总量的18.3%，而以货运吨数计算，驿运总吨数达到汽车运输总吨数的36.9%。[《国民政府年鉴》1944年3月版。]

　　4、商贸方面

　　“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商贸中心上海的进出口停滞。国民政府为打开商贸工作的困难局面，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改为贸易委员会)，整理商贸事务。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在《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提出两条政策措施：

　　(1)“加速添设国内交通线路，开辟扩充国际交通线路，发展交通机构，使各种物资之运输得以畅通，更进而改进对外贸易”;

　　(2)“管理贸易，增加国产品出口，减少奢侈品非必要品入口，以裕外汇”。[(台)《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604、610页。]

　　1938年6月，经济部关于商业建设，主要提出如下方针与办法：

　　一是输入之管制

　　对战时输入外货严加审核：为国家急需的货物，如军用品以及有关国防工业及交通需要的机器材料等，尽先购置输入;为在某种限度内为国家必要的货物，而可由艰苦节约得不超过此限度者，限量输入;为与战事及民生无甚必要，或虽亦需要但国内得勉力自给者，一律禁止输入。

　　二是输出之促进

　　为保障军需民用，且禁止各种物资偷运济敌，明令限制保留物资的出口。同时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积极提倡和奖助剩余产品的输出，并开拓国际销路，鼓励桐油、茶叶、生丝、原棉、麻、皮毛、锑、钨、锡等农矿手工产品的出口。

　　三是运销之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