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0) 第十九章第二节（2）(3)

　　而军费则急剧膨胀，1937年军费即占总支出的66.4%，1940年军费则占总支出的74%。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1939年1月在财政报告中说：“就财政言，历年收支本感不敷，抗战以后，税收不及平时之半，而支出则倍于从前，此一年半之亏短达二十万万元以上。”[《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第74页。]

　　为了筹划军费，并解决其他开支，国民政府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措施：

　　一是增税。

　　抗战开始后，一方面调整旧税，主要是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增加货物征税的范围，并改变征税标准，调整征税税率;一方面开征新税，如遗产税、过份利得税等。

　　1938年7月公布“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条例”，资本在2000元以上之营利事业，其利得超过资本额20%，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财产价额15%者，按超过额课以10%～50%之超额累进税，1941年开始，还实行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统筹整理并改证实物的政策，烟、粮、盐、糖及其他日用生活品实行国家专卖制度，以及货物征税和战时消费税改为从价征收政策等。以上措施对增加税收起到一定作用。

　　1941年第4季度盐税收入约达1.7亿元，是上一年同期的3、4倍。

　　1942年烟草、火柴、食粮专卖收益约18亿元，占岁入总额的21%，相当可观。[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416～420页。]

　　二是举债。

　　国民政府自1937年9月发行第一笔“救国公债”，至1944年发行“同盟胜利公债”止，共发19笔公债，总计国币150亿元，英金2000万镑，美金2亿元，关金1亿元，共合国币223.06亿元。[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421～422页。]

　　1937年至1942年前，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23次，共计9.95亿美元，6954.7万英镑，10.3亿法郎，1.2亿元国币。[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1948年版，第275页。]

　　三是增发纸币。

　　1936年法币发行额为12亿元，1937年为16亿元，1938年为23亿元。1938年的指数与1937年6月比较，增加64%。1939至1941年逐年发行增长率平均为87.3%，三年间增加了五倍半以上。

　　为稳定剧烈动荡的金融市场，1937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明令限制提取存款。同月，核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沪成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设四行联合办事处，后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改组“四联总处”，由蒋介石兼任理事会主席，使四联总处成为最高金融决策机构。这对于全面统管金融事务，稳定法市市场，实施外汇统制，扶植经济、增加抗战之能力，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和特权人物，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大发国难财，加之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机构本身腐败，弊端丛生，贪污盛行，使财政金融不久即走向困境。

　　2、工矿业方面

　　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保存经济实力，维持与发展工矿业，以利长期抗战，采取了两项重大战略措施，一是动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内迁，二是鼓励与扶植大后方工矿业的开发，尤其是建立中国内地的重工业基础。

　　1937年12月，军委会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中正式提出了工业的总动员计划。

　　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工矿业建设的基本方针为：“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发展各地之手工业”。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明确规定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工矿业建设方针。在施行战时工矿业发展政策中，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除组织协助沿海沿江等战区工厂内迁(在下一节有专述)外，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运用国家资本，重点发展重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