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0) 第十九章第二节（1）(4)

　　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各抗日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会议之前，汪氏即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私通款曲，密议“和平”条件;会上，又大造“和平”舆论。汪派参政员李圣五、陶希圣提出《对德意外交采取分化方略案》，要求改善与德意关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请德意出面调停，与日本和谈妥协。这一提案遭到中共参政员的极力反对。由于此时汪氏投降派面目尚不能为许多参政员所识破，而使此案以《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为题予以通过。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于7月15日闭幕。经过各界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较多符合民意的决议，确立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盾胜利”的国策，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大会《宣言》宣示中外，“中国民族从不敌视日本人民，至今依然。中国抗战之目的，纯为自卫，中国必须恢复其领土主权行政完整，此乃任何国家立国自存之最小限度立场”;“特代表我全体国民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3页。]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一届一次会议的隆重召开，举国上下为之一振。

　　这次会议表现的团结统一与民主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但是也必须看到，这次大会所通过的许多有利于推动团结抗战的决议和宣言，只是一些原则条文，要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尚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召开五次大会。第二次大会于1938年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时值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战和统一战线面临严峻考验。

　　大会前夕，汪精卫大放“和平烟幕”，制造妥协舆论，并加紧投降活动。一时间，国内形势恶化，人心浮动，有鉴于此，大会开幕之日，毛泽东致电汪精卫，指出，当此全国抗战进入最严重新阶段的时候，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举国上下精减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使我民族国家转弱为强之关键，开展胜利局面之枢纽。中共参政员在会上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

　　该案痛斥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论调，引起广大参政员的强烈反响，参加署名者达67人之多，占出席人数的55.3%，创造了历届参政会提案联署人数的最高纪录。华侨参政员陈嘉庚未能到会，从新加坡发来一份“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电报提案，矛头直指汪氏之流。汪派参政员极力辩解，广大参政员则痛斥投降派，坚决反对议和。经过斗争，该案被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得以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之后一个半月，身为议长的汪精卫就带着几个亲信死党分子公开叛国投敌了。国民参政会议长由蒋介石继任。1939年2月召开的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以及尔后的两次大会，通过了一些提案，重申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声讨汪逆卖国罪行。

　　在一届三次大会上，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宣读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共同目标，以及精神动员的实施计划。许多参政员提出推进民主政治的问题。参政员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提案，要求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参政员周览、马君武等51人联署提案，要求国家制度进行重要改革，建议“政府行动应法律化”、“政府设施应制度化”、“政府体制应民主比”。这一提案震动了大会，触及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