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0) 第十八章第一节（3）

　　三、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妇女奋然而起，以空前的规模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使中国妇女深深懂得，要发挥妇女的作用，首先在于组织起来。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过去个别分散的斗争，通过各种组织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

　　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是“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由何香凝、宋庆龄等妇女领袖倡议于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在这个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知名人士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杨虎城夫人等。

　　成立的当天，何香凝宣布该妇女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立即分别通电各省，要求各省也成立相应的妇女组织。

　　1937年8月1日，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参与下，在南京成立了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成立当天，宣布该会的宗旨是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输才尽力”，为“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417页。]

　　该会成立后，也致电全国，要求各省成立分会。在该会的号召下，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以省长、市长夫人为首的妇慰分会。

　　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与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抗日救亡的目标是相同的。为了统一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前者于1937年8月4日主动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妇慰分会)。据9月中旬的统计，该分会有团体会员20余个。上述两个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初，由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的沦陷，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其中儿童尤甚。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刘清扬、沈滋九等人，联络各党派和各界，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中国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广东、广西、安徽、四川、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甘宁边区以及香港、南洋各地华侨社会，都建立了“中国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区的妇女领袖到庐山举行妇女工作谈话会。中共方面的邓颖超、孟庆树参加了会议。会中，宋美龄提出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改组并扩大成为全国性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会议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庐山妇女工作谈话会的召开，是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由以反共为宗旨向以抗日力宗旨的一个转变。“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提出的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宣扬封建道德的思想灌输运动，其目的在于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是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工具，是一个反共组织，宋美龄将其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组织并容纳了邓颖超等共产党员，形成了左、中、右各派力量联合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改组后的“妇指会”，在各派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在1938年淞沪会战周年纪念时，该会仅在武汉一地就动员了400多个团体，组织了380多个宣传队，开展声势浩大的保卫武汉宣传活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妇指会”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

　　1939年3月发动了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